当欢快明媚的春天顽强地来到这个“糟蹋得面目全非”“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的小城的时候，省立监狱办公室正在做“神圣而重要”的事情就是审判犯人玛丝洛娃“谋财害命”。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巨著《复活》的开篇。

　　作为十年前诱奸并抛弃了玛丝洛娃，导致其沦落风尘的始作俑者聂赫留朵夫以贵族代表身份参加陪审。此刻的他正想入非非：是否要娶柯尔查庚的小姐玛丽娅为妻，因为他正和一个贵族妻子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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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他见证了审判过程的种种腐败、黑暗，亲历了沙俄官僚制度的腐朽昏庸、冷漠敷衍，目睹了玛丝洛娃的冤案难昭、冤情难申，体验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荒唐与扭曲，他的思想和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审判庭长怕耽误和红头发瑞士姑娘的约会；一位法官因和妻子刚刚吵过架，担心回家不给他饭吃；另一位法官喜欢用占卦的方式解决自己的疾病，将本来走到自己座位26步的距离，赶紧垫一步，走成能够被3整除的27步。陪审员的颟顸、浑噩，讨论得昏昏欲睡时，居然疏忽了玛丝洛娃“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检察官的色厉内荏、慷慨陈词，挖空心思卖弄知识、装腔作势哗众取宠、有罪预定推论假设。上诉法院的形同虚设，他们坐在制度的架构上高高在上，却暮气沉沉，不愿触及矛盾深层问题，不去“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得当”，在来往的公文和法律条款中寻找判决的漏洞，对事实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大法官、上诉委员会委员、官办教会负责人等几个有势力的人物回避矛盾、例行公事，“这些官吏、各部会的办公桌前面坐着的那些漂亮、干净、庄重、自以为了不起的大人先生们，虽然明明看见这种局面使得无辜的人受苦，却一点也不介意，所关心的只不过是镇压和祛除所有的危险分子罢了”。所有这一切丑恶，导致既没谋财也未害命的玛丝洛娃最终被判发送西伯利亚服苦役刑4年。

　　“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而这一切的过错，是他一手所酿成，命运却让他坐在陪审团的位置上，让他来审判她的罪。此后，聂赫留朵夫毅然抛开自己优越的生活环境，放弃大部分土地给农民，在追随玛丝洛娃服刑中得到了灵魂救赎和精神复活。

　　其实，“复活”的含义很广。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改朝换代，种子的飘落尘埃、发芽重生，自然界及其四季的更替轮回，体现的是发展进步、弃旧图新。《圣经》耶稣的“复活”，不仅寓指物质肉体的复活，更在于灵魂“战胜了死亡”；作为统摄全部佛法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强调的是五蕴皆空，心无挂碍，超越生死，到达彼岸的涅槃。作为无神论者，只需认识到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宗教追求，其实蕴含着生命万物的吐故纳新。

　　“万物消失，万物复归；万物死灭，万物复兴；万物碎裂，万物复合。存在之轮永远循环。”尼采带有神秘色彩地称之为“同一者的永恒轮回”；恩格斯着眼于物质运动形式和物质属性的不灭，同时受制于物质运动规律而称之为“同一者在大循环中的永恒重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认为“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无限时间内，宇宙的永远重复连续更替”。恩格斯坚定这样的信念：“地球上最美的花朵”——人类——尽管必然毁灭，但在永恒的循环中必然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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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复活重生、救赎新生，不是物质上的轮回更替，也不是对死亡的超度，强调的是颠覆旧我、自我革新、精神超越，体现的是人的精神世界不断进步趋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重生。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自省修身立德，主张见贤思齐，闻过则喜，见不贤则内自省，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易经》益卦指出风雷激荡，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精神重生。《礼记·大学》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马克思一生致力于人的全面解放研究，他在《资本论》中提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将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摆脱物质奴役、不断促进自我进步和自我超越的过程。“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一次次的失去，一次次的获得，显示了辩证法的哲理。大浪淘沙，水滴石穿，其实是一代又一代的精神传承。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对精神或灵魂问题进行了深刻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从“一个罪犯的忏悔”里，发出了关于人能不能犯罪的灵魂拷问，得出“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的“复活”结论。《罪与罚》中索尼娅虽为妓女，却引导拉斯柯尔尼科夫“去承认你的罪过，上帝就会给你新生了”。鼓舞他“以受苦去赎你的罪吧”。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站起来说：“我并非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所有苦难下跪。”他突然想起索尼娅的话：“到十字街头去，向人们跪下磕头，吻土地，因为你对它也犯了罪，大声地告诉所有人：我是凶手！”“想起这些话，他不觉浑身哆嗦起来，在强烈的束手无策的苦闷和惊慌不安中，紧紧抓住这个涌现出来那纯洁的从未有过的和丰满的感情的机会。这种感情和疾病发作一样，在他心里骤然涌现出来：像星火一样燃烧，像火一样烧遍全身。他一下子浑身瘫住了，泪如泉涌，他立即在地上伏倒了。”

　　托尔斯泰的文笔洒脱超然、镇静稳健。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字震撼紧张、深刻凝重，乃至有一种充满暴力和歇斯底里气质，这无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从刑场上拉回来，几乎被枪决的致命经历有关。那种生死场始终压在灵魂上的重负，给予了他持续的震颤体验。因癫痫症及其带来的时而狂喜、时而大悲的精神体验，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有一种天人交战般的内心焦灼感。

　　《复活》中妓女玛丝洛娃，《罪与罚》中妓女索尼娅，最卑微的人，颇具象征性地代表至高无上的圣洁与救赎，她们身上闪现着不可亵渎的人性光芒，犹如但丁的永恒之神——恋人贝雅特丽齐，在《神曲》中引导但丁遍游9层天堂，实现了但丁的自我救赎。她们像一面镜子，照出人性中的卑劣。唐朝李复言《续玄怪录》记载的“延州妇”，后演化为各种剧本至民国杂剧《马郎妇坐化金沙滩》的金沙滩头马郎妇，也演绎出超度苦海、舍生而取义的出污泥莲花形象，正如马郎妇唱道：“俺常准备着肉肠饲虎喂鹰，走长街吆喝着看买魂灵，俺这一副皮囊，裹的是艳骨，赚来的是魂灵，抛下的是万人坑。”

　　而托尔斯泰认为：“我要过人的生活。”真正的人是永远根据自己的良知做事，时时刻刻进行自我反省，以避免自己掉入堕落的深渊，即使曾经有过可鄙的生活，浑身罪孽深重，只要敢于呼唤自己心中的上帝，勇敢面对以前和以后所有的时光，让“精神的人”永远站在“兽性的人”之上，那么就能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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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沙俄制度下的那种精神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完善，《复活》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与纠结。托尔斯泰主张依靠宗教在道德上获得新生，幻想在一个恶的环境中通过道德自我完善来达到自我解放。尽管托尔斯泰对俄国统治制度的合理性进行了一定揭露：“法院唯一的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他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人。”但他的改良思想认为“不应该摧毁整个大厦，只要把这个美丽、坚固、雄伟，为他们所热爱的古老大厦内的房间作一次重新分配就行了。”他希望通过福音书里的饶恕罪人、帮助仇敌、教人从善的教义，感动统治者，改造社会。对此，列宁深刻指出：托尔斯泰“在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的艺术家”。但同时，他是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等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颓唐”而“歇斯底里的”。

　　真正的精神“复活”需要三要素：制度确立、制度自信、制度执行是“复活”的制度基础；摆脱物质奴役，成为“有个性的人”是“复活”物质基础；不断寻求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进步是“复活”的内在基础。制度基础是关键，物质基础是保障，内在基础是根本。正如孟德斯鸠指出的：“在一个机制良好的国度里，恶劣的行径始终含有某种公共美德的成分，在一个腐败的共和国里所看到的美德，往往包含某些腐败的成分。”

　　扁鹊过虢国，闻其太子死，扁鹊针刺死而复生。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我并不能使死去的人复生，其实病人并没有死，我不过让他恢复健康罢了。切中要害的“针刺”，可以使一个人、一个社群、甚至一个国家获得复生的动力，脱胎换骨。而一次审判，是对聂赫留朵夫如行尸走肉般人生的“针刺”。

　　清代戏曲家沈起凤说：“世演《牡丹亭》一日，汤（显祖）在地下受苦一日。”西方艺术节也有类似的说法，“世上纪念莎翁生辰之时，地狱中的莎翁正在受罪”。呕心沥血之作，往往是作者沉浸在文字中一次次经历苦难的结果。作为批判的文学作品，读一次《复活》，托翁受难一次，我们自赎一次。（孙全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