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88年我高中毕业时，填报志愿是在高考之前，替我把关的是班主任崔宗汉老师。崔老师对学生很负责，报志愿之前，先发一张表格让学生用铅笔试填。当时我还做着作家梦，就填山东大学中文系，而且“不服从调剂志愿”。过了半天，崔老师把表格发下来，“山东大学”被改成了“山东师范大学”，后面列了聊城师范学院等几个本科、专科、中专学校。崔老师说，山东大学是全国重点，我的预选成绩班里排第九，报山东大学录取把握不大，如果第一志愿录取不了，可能滑到专科学校去，不如报师范大学，只要过了本科线就能录取。
我说再考虑考虑。我不报“师范”，主要是从小不爱说话。这次我“第一志愿”填了华东政法学院。表格发下来，又被改成了华东师大。跟同学交流，一些平时学习成绩不如我的报了北大、复旦，老师却没有改。我说：“崔老师偏心，好学校让你们报，让我报‘师范’。”一个同学说：“哪里话，我们反正考不上本科，干脆报名牌大学过过瘾。我们反正考不上，老师是懒得管我们，你们这些被改志愿的，都是本科苗子。”
正式表格发下来，崔老师说这是最后一次填写，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我翻了翻备选学校，一眼看到了武汉，想着去武汉能够看长江，就在“第一志愿”填上了中南政法学院，崔老师没再对我说什么。
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母亲就开始紧张。因为我兄弟多，又是老大，考上大学，家里就可以少盖三间房子，少拿或者不拿彩礼，娶儿媳妇的事父母就可以少操一份心。高考前几天，母亲不止一次问我怎么样，我说考个大专应该没问题，父亲听了很放心，说考上“半头砖”（中专）也包分配。母亲仍不放心，我说：“校长早就讲了，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考上大学光荣，考不上大学，种地也是为国家作贡献。”母亲一听就急了：“他怎么不到乡下来种地为国家作贡献？咱家只做一种准备！”
转眼到了7月6日，我和母亲住进了县城姨奶奶家，这是我家唯一的富亲戚。姨奶奶特意做了几个好菜为我壮行，可能是晚饭吃多了，热量散发不出去，浑身热得睡不着。母亲搬了把椅子坐到床边，用芭蕉扇给我扇风。我劝她去休息，母亲说：“你安心睡吧，这么多年就看这三天了。”我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发现母亲仍在给我扇扇子。起床后，母亲给我煮了十个鸡蛋，说吃十个鸡蛋考试可以十全十美。我吃了六个就吃不动了，说白煮的鸡蛋没味，想吃咸鸭蛋。母亲说考试千万不能“吃鸭蛋”，吃鸭蛋就是得零分！
我去考试，让母亲在家睡一会儿。考完语文出来，我发现母亲正站在校门口。母亲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班主任早有交代，考完一门课就放在脑后别管了，也不要互相对答案。母亲没再问。后来，母亲说我那样回答，让她认为是我考得不好，她担心了好几天。
高考三天，特别热，母亲给我扇了三晚上扇子，每天给我煮“十全十美”。考完最后一门，母亲像大病了一场，再次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不管学校如何，好歹能考上一个。母亲对姨奶奶千恩万谢，急着要回家睡觉。我让她一个人先回家，自己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每人凑了2块钱，找了个小饭店喝啤酒。一个家住县城的同学发狠说：“今天回家后，我要把高中课本全烧掉，再也不看了！”我们都热烈响应。第二天回家，面对保存完好的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本和作业本，我一时不舍得烧掉。父亲说：“先别烧，万一考不上，这些书还用得着。”母亲恼了：“净说些不吉利的话！”
过了二十多天，还没有一点消息，我心里也没底了。这天，村里来了个收废品的，我把前些天准备烧的课本和作业本拿出来卖。这时，邻居丁二哥兴冲冲跑来说：“我去城里赶集，到县一中看了看，考大学的分数都贴墙上了，富彬在前几名。”一向心直口快的母亲激动得不知跟丁二哥说什么好，父亲毕竟是村会计，激动但不慌乱，马上安排我用卖书的钱到村代销点买几瓶啤酒，留丁二哥吃饭……
去年春节我回单县，在村口碰到在附近打工回来的丁二哥，他有些驼背，显得有些苍老。他对我母亲说：“还是上大学好，你看俺兄弟富彬多显年轻！”我说：“二哥，我那年考上大学还是您给报的喜呢。”丁二哥挠挠头说：“记不起来了。”我对他说：“您喝了俺家的两瓶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旁边几个邻居都笑起来。我说：“不忙的时候你们一起到聊城玩几天吧，有很多景点，还有武大郎潘金莲开的店铺，我陪着转转。”丁二哥说：“中，找机会去看看你上班的地方。”
又过了几天，录取通知书下来。父亲母亲和我一起到学校，在一中大门对面找了一个饭店，饭店就一个单间，被人提前订下了，听老板说也是学生家长订的。我们就在大厅找了个大桌，请崔老师把几个代课老师叫上一起吃饭，老师们都很高兴，喝了很多啤酒。崔老师说：第一志愿幸好没填报“师范”。他后来当了一中副校长，退休后去青岛照看外孙，已近十年没有见过他了。教语文的高启贞老师对每个学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语文成绩好的学生更是她的骄傲。她说：“我平时没喝过酒，今天破例喝杯啤酒，给我的学生庆贺庆贺！”十多年前，高老师到济南看病，我去医院两次后她就不让我去了，说不想耽误我工作，她去世时我正在外地办案，没能赶上……
母亲问我考的是啥学校，我说是法律本科，母亲说：“是不是毕了业到公安局工作？要是个大专就更好了。”我说：“本科比大专还大，大专上三年，本科得上四年。”母亲说：“四年大学不算长，领个媳妇来见娘。”父亲用一贯的口气说：“先把学习搞好再说，先把学习搞好再说。”
2.
送我报到那天，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母亲骑着从二叔家借的自行车，载着我的被子，弟弟骑着从五叔家借的自行车，载着妹妹。妹妹提着包，包里是邻居们送给我的炒花生、煮鸡蛋。对大学毫无概念的大娘也想跟着去城里汽车站送我，因为她坐不稳自行车，只好步行送到村边，站在一棵柳树下，抹着泪看我走远。我大学毕业到济南工作十年左右，让堂姐陪着大娘去济南住了几天，到我上班的地方看了看，她说了好几遍：“这楼真高……”
临近几个村认识父亲的人很多，路边干活的熟人跟他打招呼：“老贾，您这是干啥去？”父亲说：“送大孩子上大学去。”父亲说着话就下车，也让我下车跟“大爷”“三叔”们打招呼。父亲说：“上大学就不是小孩子了，见到熟人要热情打招呼，要不人家会觉得咱架子大。”到了单县汽车站，父亲买了票，陪我一起上车。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汽车还没有启动，母亲和妹妹就哭起来。
单县一中的王同学也考到了中南政法学院，也是法律系法学专业。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俩就约好一起去武汉，他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哥送他。毕业后他先是回到县法院工作，23年后他到我单位任院领导，直接分管了我半年多。
我们到了商丘火车站，商丘一天只有一趟早晨去武昌的火车，213次，从青岛开过来的。王大哥经常出门，很有经验，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宾馆。这是我第一次住宾馆，从窗户往外看，火车站广场的灯亮得晃眼。学生票半价七块五，我对父亲说：“您买张票一起去武汉吧，也坐坐火车，看看长江、黄鹤楼，看看我的学校。”父亲说：“这次就不去了，以后还有机会。”他是舍不得花钱。
火车7点20分左右到商丘，父亲一直担心睡过点，5点多就起来了。从宾馆到车站有几百米，父亲扛着我的行李，我几次要替换他，他都不让，说：“过一会儿坐火车挺累的。”王大哥买了两张站台票，给了父亲一张，一起送到站台上。正值暑假结束之际，火车上人特别多，车门口挤满了人，父亲把我推进车厢，又使劲儿把被子等行李塞进来，火车就缓缓移动了。父亲冲我摆着手，跟着火车走了几步就停下了。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说是“坐”，其实是站，一直站了12个小时，到武汉的前一站孝感，才知道了坐火车的感觉。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座位下面全是人，我和王同学中间隔了一个人，想转身说话都困难。晚上10点多到武昌站，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一路没有喝水吃饭也不觉得渴和饿。站在学校接站的卡车车厢里，高楼大厦、繁华街道扑面而来，霓虹闪烁，路灯如昼，汽车如梭，行人如织，第一次知道了大城市是什么样子。
离开单县时一直以为大学四年时间很长，离毕业工作拿工资遥遥无期，后来才发现四年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短得转眼间就毕业了，短得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书写的故事就毕业了，短得父母亲都没有去武汉看看他们培养儿子上的大学是什么样就毕业了。
毕业前夕，学校推荐我去珠海市中级法院，我赶紧给父母写信报告这一喜讯，说南方收入高，以后家里经济上再也不会困难了。隔了几天，我收到父亲的信，说母亲希望我能回单县工作，方便照顾弟弟妹妹。次日，我又收到家里的信，母亲说我到菏泽工作也行，菏泽离家也不算远。我写了封回信，试图说服父母让自己到南方闯一闯，信还没发走，父亲的信又到了，这次母亲给了我更加宽松的政策——只要回山东，哪里都行。
我把没发走的信扔进废纸篓，找到校领导说：“我想回家乡工作。”领导有些遗憾：“回去吧，可惜浪费了一个名额。”又问我：“院党委宣传部缺人，你想不想留校？”我很想留校，但直接谢绝了，没有再写信征求父母意见。2019年夏天在北京遇到在珠海市中级法院工作的大学同级同系同专业校友，我们都有些遗憾没能成为同事。同学说：“你毕业时如果去了珠海，把老母亲接到珠海，生活环境条件可能比济南更好一些。”我说：“很多如果，都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
7月4日毕业离校那天，送站的大巴一辆辆陆续开出学校。一些同学哭得撕心裂肺，生离死别一般。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联系主要靠写信，天南海北，谁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面。事实上，毕业30年，班里还有近10名同学没有见过，多数同学至今只见过一次。我心情平静地与几个还没有上车的同学握手道别，就上了大巴车。火车经过长江大桥，看着滔滔江水和高高的黄鹤楼，我就想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回来，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2002年国庆节毕业10周年聚会，我心里很想参加，因为准备在职法硕考试没有回学校。2005年夏天去武汉考察选调生，我才有机会第一次回母校，“中南政法学院”已于2000年换成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园面积扩大了好几倍，漂亮而陌生。2012年国庆节毕业20周年聚会，我在学校见到了班里的一半同学，20年见一面，从青年到中年，恍如隔世。2017年11月11日，入校相识30周年聚会提前半年举行，安排在济南红叶谷，班里来了20多个同学，两天聚会很开心。红叶谷头一天还红叶满枝，一夜寒潮黄叶遍地，岁月沧桑，谁也挡不住。
2019年11月2日我出差武汉，返程特意改签了晚上的绿皮火车回济南，想重温一下当年挤普通火车上大学的感觉，却没有找到一点点。可能因为坐硬卧，也可能因为上车前同事买了几罐啤酒和武汉鸭头鸭脖，还有南方水果，与上学时站13个小时喝不上一口水反差太大。一夜没有睡着，到商丘火车站时，我特意起身拉开窗帘看了看。当年从这里上车、下车各8次。商丘火车站如今是高铁站，到武汉的时间从13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
3.
毕业后分到济南，离单县300公里。从济南的家出门，公交车、长途客车、三轮、单县的家，需要10个小时以上，但母亲感觉很近，说毕竟是咱山东。母亲第一次来济南时说：“以前我一直以为济南在单县的南面，上了车看见车往东北开，还以为司机掉向了呢。”
参加工作不到半年，父亲脑溢血，住了70天医院，左肢体偏瘫，但神志和说话都很清楚。当时村里没有电话，主要靠写信联系。我每十天往家写一封信，问一下父亲的病情怎么样了，母亲身体好不好，家里忙不忙，收成好不好，五叔（是亲叔）全家和二叔（姓吴的邻居）全家好不好，最后再说我在单位一切都好，等单位分了房子就把父母接济南来住。三年时间写了上百封信，内容都差不多，有时我为一次次重复同样的话感觉乏味，为自己写不出更高水平的信感到惭愧，但父母喜欢读这些信，从没有感觉重复。父亲偏瘫在床，母亲坐在床边，父亲把我的信先看一遍，再读给母亲听。
1996年4月，我在泰安办案期间，父亲偏瘫三年后病情复发去世了，带着没能来济南看看我工作的单位和未见过面的不满周岁的孙女的遗憾。他54岁，没有坐过火车，没有坐过飞机，坐汽车去过一次河南商丘火车站。记忆中父亲就出过这么一次远门，再有出远门就是有几个冬季农闲时带领村里男劳力去30公里外，单县与金乡县交界的红卫河（后改名“东鱼河”）挖河道，工地上发给他的白面馒头舍不得吃，攒着带回家给我们吃。
父亲去世后，我很长时间没有写信，因为母亲不识字。春节回家，母亲问我：“你是不是太忙了，这半年多没有给家写一封信。”我说：“写了你又不认识。”母亲说：“我可以让你五叔念给我听，你二叔也能给我念。”
我在武汉上学四年，父亲没有舍得去看看，因为家里没有钱；毕业我到济南工作，父亲没有来得及去看看，因为单位还没有分房子他就去世了。为了不增加同样的遗憾，单位分房子后，我每年都让母亲来济南一次，坐汽车，有时候为了让她感受一下火车，特意安排她从济宁转火车来。不论坐汽车还是火车，车开五分钟母亲就开始晕车呕吐，每次都晕得生不如死。这样晕车十多年后，一个过路人向母亲要碗水喝，告诉母亲一个防晕车的偏方：坐车前两个小时吃一片维生素B6和一片扑尔敏可以防晕车。从此，母亲再也没有晕过车。
有一次我去北京办事，再三动员母亲和我一起去。从济南出发时坐动车，到北京坐地铁，同学陪她去了八达岭长城，我陪她去了天安门广场，瞻仰了毛主席遗容。从北京乘飞机回济南，母亲很高兴坐了50分钟的飞机，为450块钱的机票心疼了至少5个月。那次我回母校聚会，想让母亲一起去武汉，看看长江，看看我的母校，她嫌机票贵坚决不去，至今也没去过武汉。
大约十年前，单县农村陆续通了公交车，“王土城村”的站牌距离母亲和弟弟的家门16米。王土城村从孙六镇划归开发区，村子四周新修了四条街道，村子拆后建了东部新城，在原址建的小区叫“湖西印象”，微山湖西的意思。全村人都不用再种地，成了城里人。弟弟和村里很多家一样，买了六七万一辆的汽车，家家好几个手机。弟弟望着家门口的路灯说：“咱这和城里一样了。”母亲说：“不是和城里一样，咱这就是城里。”
2019年9月，侄女贾茹考上山东财经大学，报到时母亲和弟弟全家送她到学校，我和妹妹全家从济南家里赶到学校祝贺。在装有空调、卫生间的学生宿舍内，没有上过大学的弟弟爬到上铺，替贾茹整理行李。弟弟和父亲长得比较像，平时也不善于表达，此时的欢喜和激动表露无遗，那一刻我仿佛看到父亲来到了我的大学宿舍。母亲对贾茹说：“你爷爷没福，他的福都让我享了。”办完报到手续，几家人在校门口拍了合影。妹夫提前安排吃饭，母亲说：“这一桌得好几百块钱吧？”妹妹说：“又不花您的钱，就别操这个心了。”
2021年1月，我调到聊城工作。宿舍一墙之隔是聊城大学，也就是当初崔老师给我填报的第二志愿“聊城师范学院”。母亲已经来过聊城三次，最近一次在聊城住了6个多月，她经常站在阳台上看聊城大学校园的景色，偶尔还会念叨一句：“还是上大学好啊！你大大没福，他的福都让我享了……”（贾富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