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历史研究的一大特点在于档案、官书史料极为丰富，堪称研究者的宝库。然而，如果只排比、摘录易于搜寻的诏令奏议；或是依据人尽皆知的常见结论，作宏观的逻辑推演与建构，则不免流于浅表，惟见一桩桩历史事件的堆砌，而不能明晰事件之间的真正关联，进而无法洞察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因与规律。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历史，在利用档案的同时，更需结合私人性的历史材料，才能将关注重心真正转向历史事件中的“人”，获得对当时人处境与行为选择的“了解之同情”。马忠文《晚清日记书信考释》一书，在此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部论文集收录作者11篇专题论文与读史札记，选题涵盖同光年间至民国初年的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学术史方方面面，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近人书信、日记作为基本文献，进行钩沉、索隐、考据、辨伪。在作者笔下，晚清波诡云谲的政治与社会变动变得真实可解，若干疑点重重的历史悬案的研究得到了推进。
戊戌年的宫廷政变终结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变法自救运动，对近代历史进程影响至深且巨。然而政变前后清政府内部的权力格局变动，仍显得晦暗不明，进而难免种种标签化的解释乃至“戏说”。本书跳脱“维新派”“顽固派”二元对立的叙述框架，利用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军机大臣荣禄、廖寿恒，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肇新等人日记、朋僚函札、家书等未刊史料，清晰勾勒了戊戌政变前后清廷内部主政者的派系分合，以及艰危时局下各方关系变动。作者发现，在甲午战后总理衙门主持的三次大借款中，发挥核心作用者始终是张荫桓，其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汇丰银行代表的英国势力相勾结，力争借款主导权；与此同时，访俄归来进入总理衙门的李鸿章试图恢复往日权势，于是“张、李之间的分歧时隐时现，以往的师生情谊也出现裂痕”（《张荫桓与英德续借款》）。第三次大借款在张荫桓与李鸿章激烈争夺、互相攻讦中展开，又与“瓜分狂潮”下的列强争夺交织。李鸿章不惜邀请俄国军舰进入旅大，并提出借款请求，无异于引狼入室，失去各方信任；最终张荫桓占得上风，经过赫德撮合，清政府与汇丰、德华银行订立《英德续借款合同》。然而，由于借款条件苛刻，特别是以厘金作为抵押，严重侵害了各省的地方利益，导致湖广总督张之洞代表的督抚强烈反弹，成为引发戊戌年春“倒翁”政潮的重要因素。引入了张、李之争的重要线索，“英德续借款”的曲折过程及其与戊戌年政局变动的关联得到阐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虽重视私人史料，却又很警惕日记史料的偏向性。既往研究多征引《翁同龢日记》所记载其在总理衙门的见闻与作为，无意中可能夸大了翁同龢在处理战后借款、胶澳旅大事件之中的地位，甚至形成翁同龢“一手遮天”的印象；本书则将翁同龢与张荫桓的日记进行对比互证，发现翁同龢在张荫桓、李鸿章的争斗中，实际上处于委蛇其间、极力试图抽身的地位，自身难保，遑论揽权争胜。由是，“有必要重新反思以往依赖《翁同龢日记》所勾画出的甲午到戊戌的历史场景”（《阅读日记是培养“历史感”的最好途径》）。
既往研究已经指出，戊戌政变后清廷内部满人保守力量逐渐当道，朝政益发黑暗倒退。本书则在此基础上，利用大量新史料考证满人权贵荣禄、刚毅之间的派系斗争，以及袁世凯在其中的艰难处境；对于慈禧太后自身的立场与考量，亦作出卓有洞鉴的判断。作者指出，袁世凯作为荣禄爱将驻军山东，与巡抚毓贤多有冲突，除了政见分歧的因素，更是荣禄与刚毅较量的反映。时值光绪二十五年（1899）意大利侵略三门湾，德国趁乱在山东滋扰。由作者发现的未刊荣禄致袁世凯信札可见，两人皆力主依靠新建的武卫右军，对德示威，不惜一战。“看来，慈禧和荣禄都对列强的肆意欺凌已经到了无可忍耐的地步。”（《戊戌政变后至庚子事变前袁世凯的政治境遇》）这为庚子年慈禧不惜“以一敌八”向列强宣战，提供了补充解释。此外，作者在深入分析戊戌政变时清廷明发上谕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指出慈禧仍计划坚持推进自强新政，“对新政以来的整体情况还是有自己的认识”（《慈禧训政后之朝局侧影》）。更提示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未可以非黑即白的两分法笼统概论。
本书不仅利用私人文献揭示政局内幕秘辛，更带有对晚清政治生态与官场运作机制的整体性观照。作者非常重视地域关系、人际网络与集团的影响，在传统意义上的湘系、淮系之外，关注“粤党”、江浙皖集团等更多地域集团。清末新政时期奉旨入藏查办事件的大臣张荫棠，原本与张荫桓、康有为等维新派毫无瓜葛，却被驻藏大臣有泰目为“粤党”“康党”，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戊戌政变后，张氏因其兄张荫桓被革职。作者不仅细密考证张荫棠并非张荫桓之弟，廓清了百余年来世人对其身世认知的混淆；而且客观指出，当时确实存在“粤党”势力：“庚子事变后，粤籍官员互通声气，相互援引，形成一股影响时局和外交的重要力量”（《清季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的家世、宦迹与交游》），伍廷芳、唐绍仪、陈昭常、梁敦彦等京官以同乡关系互相援引，不但引发满洲贵族忌恨，在京内更已妇孺皆知。可见广东籍官员乡党情结确实较重，“粤党”之名，并非完全来自清廷对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打压。江浙籍官绅亦有形成集团的倾向，这主要来自“文化优越感”。作者研究发现，中枢重臣翁同龢、廖寿恒、王文韶等积极援引同党，京中江南官员由此形成特殊利益群体，影响朝局。其中颇有“自负江南富人文”，轻视北方人士者，引发北方官员的怨气，如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陆宝忠与袁世凯恩怨不断，颇有地缘和文化趣味差异的因素（《陆宝忠未刊日记的史料价值》）。当然，江南亦是商贾辐辏与新兴企业集中之地。上海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内集中大量江浙皖世家子弟，趋新士人可能通过新式企业进行社会联结，这是江南官绅形成独立力量的又一要因；两局士绅坚定支持庚子年两江督抚“江南互保”之议，即其重要表现。（《从顾肇新家书看戊戌前后的朝局与政情》）
在汉臣的地域分异之外，作者更注意到满族大臣内部强大而隐秘的关系网。戊戌政变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等六位维新志士遭清廷不审而诛。通过廖寿恒《抑抑斋日记》的片段记载可见，慈禧太后懿旨下达时，汉军机大臣廖寿恒、王文韶等对此大为震惊和不平，而其他满洲枢臣却无动于衷（《慈禧训政后之朝局侧影》）。可见在清廷高层重大政治变动时期，满人权臣不但政见立场往往与汉大臣差异显著，他们可能还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交圈层和信息渠道，从而能够更敏锐地捕捉统治者态度、调整自身站位。明乎此，作者很注意从清宫内部满人方面获取政局内幕的关键信息。例如，关于甲申易枢后的政局，根据张荫桓转述新授粤海关监督海绪所言，作者发现醇亲王对新授军机大臣奏请起复恭亲王等的奏稿不予认可，加速了“易枢”最终尘埃落定。如作者所言，“张荫桓从海绪这样一位内务府系统的满员口中听到的消息，自然比京城士大夫中的传言相对可信一些（《同光之际的地方社会与政治》）。通过新发掘的私人文献，满人官员对政局变动的观察与处置得到进一步揭示，有助于弥补晚清史研究中许多满族人物“失语”的问题。
本书在专题研究外，更收录多篇晚清民国官员、学人书札著作的考释与评介，包括晚清李鸿章、顾肇新、黄元蔚等的家书，民初遗老郭则沄的自订年谱，民国学人王国维、叶德辉、江瀚的友朋书札等。既使一批珍贵的未刊文献得以全文公布，重见天日，更对各件材料的时代背景、重要信息进行考订，可谓嘉惠学林。作者选取文献的眼光亦不局限于政治史领域，在考订书札所记载晚清北洋政治变迁之余，亦提示其中反映的地方社会、学人交游、遗老心态等重要问题，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参考。
陈寅恪先生有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不仅批评古人学说，研究历史人物的行为亦然。本书作者通过广泛爬梳、考订、分析历史事件亲历者的私密文献，尽量贴近前人，做到“与古人同一境界”，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既往“宏大叙事”之不足，让历史的书写鲜活起来。（张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