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庆

　　寻衅滋事案件中酒瓶能否认定为“凶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打击力度、危害后果等客观因素综合判断。

　　凶器不应局限于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款规定，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笔者认为，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是携带凶器的概念，所以有目的的规定，也即目的是为了限制携带的理解；无论是持酒瓶恐吓，还是持酒瓶殴打，酒瓶已经作为工具被使用，再评价其目的性已没有必要；同时，不管是提前准备还是就地取材，均未影响最终的使用。

　　特定情况下酒瓶具有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功能。“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即能够对他人人身安全造成伤害结果的物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般物品只要按照一定的方式来使用，基本上都可能对他人人身造成损害，这显然不符合司法解释中对凶器的界定。按照司法解释规定，该类物品对人身的危险性，应当要与枪支、爆炸物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的危险性相当。而酒瓶殴打他人的危害程度不能轻视，尤其在破碎后，其尖锐、锋利的状态产生的危险并不亚于传统凶器；即使酒瓶未破碎，其仍具有一定硬度，实际上也极易造成他人伤害。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在特定场合下，酒瓶显然可以认定为足以危害人身安全的器械。

　　结合具体案情判断酒瓶是否为凶器。笔者认为，凶器可以分为当然的凶器和特定情形下的凶器。所谓当然的凶器，指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如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酒瓶作为日常物品，显然不属于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范畴，因此酒瓶不属于当然的凶器。换言之，酒瓶不是一出现在寻衅滋事类的案件中就当然做入罪处理。只有在具体案件中，酒瓶对被害人造成了危害结果，才具有与国家禁止携带的器械相当的危险性。从实践看危害结果有三种，即有伤、轻微伤、轻伤，其中寻衅滋事致人轻伤已与持凶器并列为该罪的追诉标准，故在持凶器情节中应当予以排除；在有伤但尚未达到轻微伤的情况下，因后果轻微，与寻衅滋事的行政处罚不宜区分，故不宜入罪处理。

　　上述所有浅析，仅指完整的酒瓶，司法实践中将酒瓶砸碎后，持锯齿状的酒瓶殴打、恐吓他人的，因碎酒瓶对人身危险性，与管制刀具没有区别，故当然以持凶器入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