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儒家伦理“无讼”之影响，传统司法一直将息讼作为直接目标，且着力渲染“厌讼”文化。“好讼”一词直到宋代才被广泛使用，至南宋时频频见诸文献（朱文慧：《现实与观念：南宋社会“民风好讼”现象再认识》，载《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有学者推测，南宋的诉讼激增可能源自于唐代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开始推行的“农忙止讼”制度，民事案件的起诉时间已被压缩至半年甚至三个月，案件集中涌入衙门，让司法官员倍感压力（赵晶：《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定性的宋代维度》，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因此，南宋地方官员们不得不依赖援引法条助其审断，以提高结案率和正确率，这样促使朝廷出台了更多的民事法规。例如《宋刑统·户婚律·婚嫁妄冒》早已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即是若有婚约，或接受聘礼后的女方反悔的处罚规定。然据《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所载，南宋又确立了“诸定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之规则。在“陈鑑诉刘有光不肯将义女魏荣姐还亲”案中，陈刘两家立有婚契，只因男方无故拖延五年不与女方成婚，纵使男方不愿解除婚约，判官仍据此条强制解约。
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有法律依据的判词159件，虽未引用但可考者亦有61件，共计220件，而裁判结果与所引或所考法律依据一致者达111件，达到50%以上（王志强：《南宋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取向》，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所涉民事裁判文书共185件，明确引用法条的也有75份，达到40.5%，涵盖争业、赎屋、租赁、婚嫁、继承等31类。在涉及诸如田宅交易类、田宅权属类、违法处分类（尤其是涉及到亲邻之法）等类案时，因判决依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判官往往会在查明真相后依法下判。涉及身份认定和变动的案件——包括立继、归宗、别宅子、遗腹子、义子等引用法条较多，因这类纠纷多发生在家庭或宗族内，援引法条既能威慑两造，又能快速解纷（潘萍：《论宋代民事诉讼中的法律适用》，载《江苏社会科学》2021第3期）。依法裁判自然是确保同案同判的根本。这与宋代诏令对官员的严格要求有关，即审判须以现行法为据，不足之处才可以情理弥补；为政要以爱民为本、熟读法典、躬亲其事、遵守责成、提高效率等为原则。
如判官需要平衡利益诉求，便会在某些类案上超越律法，但亦遵循一定的原则，在诸如婚嫁争讼类案，以及立继争讼类案上保持了高度的同质性，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在应举时所接受的“标准化”训练。
宋代司法官的选任以“经生明法，法吏通经”为原则，强调考校律义、儒家经义和司法断案三者并重，以实现“明法通经”的要求。尤其是在民事案件上，判官务求情法两尽。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所载“官族雇妻”案，陈思永将其女嫁给吴子晦为妻，吴子晦因家道中落遂将陈氏安置于亲戚家中，陈氏在亲戚家中则以针织为生。陈氏之母不忍女儿沦落于此，影响陈家名声，遂提起诉讼。按律，将妻子雇佣给他人可适用“和离”之法。但判官却判令陈氏暂时由母亲带回家中，若吴子晦有能力供养陈氏，则可以让吴陈和好，否则允许陈氏改嫁。又如，依律，妻子没有“七出”或“义绝”的情形，丈夫不得休妻。而在“夫欲弃其妻诬以暧昧之事”一案中，丈夫江滨臾为了离婚便诬陷妻子虞氏与人私通。在判官的一再追问之下，江滨臾又诬陷虞氏盗取家产，虽然妻子没有触犯休妻的条款，但妻子不愿复合，即判决离婚；而丈夫诬告在前，遂“勘杖八十”。
对待此类案件，地方司法官们多据案情，或变通适用法律，或索性依情而断。如“胡大之母阿李状告其不孝”一案，判官考虑到若治胡大“不孝”之重罪，对母子双方均不利。因此，刑案转为民案，让母亲阿李和儿子胡大一起回乡，“就本人家决十五，令即谢阿李，仍令四邻和劝。”若胡大还不知悔改，再依法断罪。通过引入亲邻的力量便将“罪恶”化为“良善”，以理来化解情法冲突。理主要是天理，包括天伦和人伦之礼，故多适用于此类亲属相争案。正如判官胡颍所言：“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两者之间，使上不违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南宋的士大夫们除了引用法条之外，还注重法意与人情的统一，这是南宋民事审判能基本实现同案同判的关键。
关于立嗣与分产这两类民事案件，即便是出生于不同地方、任职于不同地方的5位判官都作出了相当一致的判决，其原因在于：律法要求依法而判；作为断案依据的情理或经义大多简单、普遍且符合民情；审判目的一致（追求无讼），且裁判讲究逻辑推理（自圆其说）；具有相同的儒学知识背景且效仿类似的司法榜样，他们彼此亦是师生、朋友或同门，互相参考甚至交流。即便是没有关联的4位判官在审理宗教类案时，已有的13个书判都能基本做到同案同判（柳立言：《南宋的民事裁判：同案同判还是异判》，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最后，同案同判的追求或许是当时司法官群体意识的体现。自五代始，《疑狱集》《折狱龟鉴》《棠阴比事》乃至《名公书判清明集》等陆续出现；北宋以后，官箴书才被完整保存；将判决文书收入个人文集则是南宋以后的风气，可见法律事务到南宋已经得到了士大夫群体前所未有的重视，似乎达成了同案同判的职业伦理要求，可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最早证据。（周梦懿、张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