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初，司马光收到一件特殊的包裹，打开一看，竟然是自己的一件旧棉衣。睹物思人，司马光不禁老泪纵横……

　　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离开开封到洛阳任分司西京御史台。不久，他的学生和助手刘恕也请旨，和司马光共商编纂《资治通鉴》。正值隆冬，刘恕单衣北上。师生相见，司马光见到刘恕竟然一身单衣，立即取出自己的旧棉衣给刘恕披上。刘恕不便推辞，只好先披在身上。后来，刘恕南归刚走到半道上的颍州，就脱下这件温暖的棉衣，托人捎还给恩师司马光。不久，刘恕就因风寒患上风湿病。几年后，刘恕病情加重，不幸早逝。司马光痛心不已，评价刘恕“生活清贫，为官清正”。刘恕经常说：“人活在世上，就像客人住旅馆，离开旅馆时不能带走旅馆的任何物品，岂能接受别人的馈赠就随意带走？”刘恕的言行，正合《宋史》对他的评语：“一毫不妄取于人。”

　　一般人看来，退还他人的贵重物品尚可理解，但刘恕退还的却是一件不值钱的旧棉衣，何况还是自己恩师的，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刘恕是司马光主持科考时亲自选拔的人才。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十八岁的刘恕参加进士科考试。恰巧，司马光任贡院点检试卷官（主管审核阅卷的官员）。试题是从《春秋》《礼记》中列出二十条题目，刘恕答题精准而有见地，在一众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官大为惊异，擢为第一名。发榜之时，揭去糊名弥封，考官们才知道名列第一的答卷是出自刘恕手笔。司马光非常赞赏才子刘恕，刘恕也久仰司马光这位前辈，师生二人遂一见如故。连续科考多场，刘恕过关斩将，进士科成绩也列为高等，发下国子监试讲经义，成绩仍是第一，仁宗遂赐他进士及第。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奉诏编修《资治通鉴》，并且组建史局（编纂史书的班子）。司马光向皇帝奏请：“朝廷之中的研究机构（馆阁）文学之士很多，但是专业精研史学，唯有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英宗准奏。于是，司马光如愿以偿地荐得最得力的助手。果然，刘恕博闻强记，正史之外，小说、杂记也无所不览，浩如烟海的史料对于他竟然如数家珍。每当司马光遇到难以取舍的史料，必定要交给刘恕研究整理。刘恕编书期间，经常加班到半夜，只能吃点剩饭残羹；夜里躺下，还在思考编书中的问题，经常彻夜不眠。他对司马光一直坚持敬行门生之礼。司马光评价他们的关系：“我得到刘恕，就像两个相依为命的盲人一样。”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刘恕因病逝世，享年四十七岁。刘恕去世六年之后，《资治通鉴》才得以最终完成。司马光率史局同僚进呈该书，奏章之末仍然特别加署上“同修秘书丞刘恕”的名衔。

　　《资治通鉴》通篇贯穿着“修身立德，戒奢崇廉”的编辑思想。这也正是作为同修和“全局副手”刘恕的毕生追求。刘恕为人廉洁刚直，从不和人谈论是非，很有其父之风。其父刘涣，与欧阳修既是同乡，又是同年进士，更是好友，初为县令，后归隐山林，在庐山种蔬自给，淡泊明志，享有盛名。欧阳修十分景仰他的气节，专门作诗《庐山高》加以赞赏。刘恕曾当过巨鹿主簿及和川县令，史书说他为官严格执行法令，严格要求部属，关爱孤寡老人，严厉打击当地豪强恶霸，“纤细曲直，可为后世法”（就连处理的细小问题，都能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当时精明强干的官员都自叹不如。他为人处世坚持当面批评，对就说对，不对就说不对，“议其得失无所隐”（评议官员功过从不隐晦）。他对善良之人就像亲兄弟，而对奸邪之人则如有深仇大恨。他家境贫寒，但为官清正廉洁，深受百姓爱戴。

　　刘恕历任婺源县令、和川令，官至秘书丞。因患风湿病，他右手右足偏瘫，仍然坚持修书不辍，最终因公殉职。他在协助司马光修史时，所有天文历法、地理方志、官职文书、世系家谱，乃至历代的公文都取来与书稿相互对证。为了查阅资料，他经常奔波数百里，亲自去藏书之家，借阅手抄，几乎废寝忘食。得知时任亳州知州宋次道藏书丰富，刘恕就特意绕道来到宋家借阅。主人见贵客临门，就置办酒席准备款待刘恕。谁知，刘恕却严厉批评热情好客的主人，说：“难道我刘恕就是冲着你这些美味酒食而来吗？这些名堂特别耽误我的正事！”他让主人把美食全部撤去，把自己独自关在书房，夜以继日边阅读边抄写。就这样坚持了十多天，刘恕将主人的藏书全部查阅抄录完才离开。因为操劳过度，他自此患上眼病。宋代大文家学苏轼曾赋诗称赞刘恕“十年闭户乐幽独，白金购书收散亡”。这或许是对刘恕风采的最生动写照。（王丹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