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春，清代循吏李拔任福建福宁（今霞浦）知府，下车伊始，即召辖下各县令训话：“为治若操舟，而悠忽从事，将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耶？”李拔将各县治下之地比作船，县令如船的舵手，辖下百姓的万千幸福寄于一身，怎能不认真对待。

　　李拔出身社会底层，青年中举，初任湖北当阳县令，任上关心民瘼，多施惠政，对为官之道切有体会。李拔在《福宁府志跋》中阐述为官之责时说:“各县皆百里之寄。考之往昔，都城无过百雉，公侯乃封百里。今之令长，即古之列侯，任大责重。”百里之地，近乎古之诸侯，任大责重。他劝勉辖下各县，要有诸侯一样的自豪与责任感，用心为政，不要以为县治小，而敷衍了事。

　　说到为官作为时，李拔说：“夫古之不能无待于今，犹今之不能无待于后。一人有千岁之智，而无百岁之身。”生命有限，智慧无穷，为官一任当殚精竭虑发挥自己的才智，以时不待我的精神，为一方百姓办好事、办实事、办成事。只要心中有百姓，总有忙不完的事，人们常说勤勉的人，忙得跟县令似的，看来此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为官除了不能“悠忽”外，李拔认为还要珍惜朝廷和百姓给的权力。他在福州知府衙门内建“榕荫堂”，作跋文时，指出榕树“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以榕树自勉，以造福百姓为己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明代严嵩与李拔出身一样，寒窗苦读，中进士为官，且颇有才华。然而严嵩居官期间，倚仗权势，侵占民产，贪得无厌，完全泯灭为官的良知。据说其老家袁州一府四县之田，竟有十分之七被严家侵占，百姓苦不堪言。其子严世蕃曾恬不知耻地自夸说朝廷还不如他家富。后来，严嵩事败，其家中被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而其本人也位居中国十大贪官之列，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古语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从李拔身上，后人可以学得为官之道。须知，一船人之命运，皆系于操舟之人。心中有民，自然行船稳稳当当；若像严嵩之流“为官只为财”，则把操舟之橹都丢了，毁舟自取灭亡。

　　李拔勤政爱民，造福百姓，曾五次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李拔在调任福州时，传出“两郡争守”的佳话，闽东人民还专门为他立了“去思碑”。

　　（作者陈启西单位：福建省宁德市纪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