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档许多影片都有着法律元素，反映正当防卫制度的《第二十条》更是赢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重胜利，而中国台湾影片《周处除三害》也是一部有深刻法律寓意的影片，其将公路片、黑色喜剧等多种类型元素熔于一炉，成就了一部特别佳作。

　　电影取材自一个小学语文教材里面就有的典故“周处除三害”。三国时代鄱阳太守周鲂之子周处年少时纵情肆欲，为祸乡里，村邻们把他看成祸害。村子附近有一只老虎，水里还有一条蛟龙，再加上周处，人们称之为“三害”。后来周处除掉了另外两害，之后痛定思痛，改过自新，成了一个忠臣孝子，于是“三害皆除”，后世扬名。影片以这一传统经典文本为原型，进行了极为大胆的现代改编。在电影中，黑帮杀手陈桂林是全台湾的三大通缉犯之一，但仍然觉得自己籍籍无名，活得毫无意义。尤其是在自己唯一的亲人奶奶去世后，更觉得孤苦伶仃。一个黑道医生张贵卿欺骗他已经到肺癌晚期，生命将尽。陈桂林决定要“死后留名”，做一番事业。他在通缉榜排名第三，为了自己的尊严，他决心查出并除掉前两名通缉犯“香港仔”和“牛头”。

　　陈桂林一开始“除害”，是为了博取名声，但在此过程中，当目睹另外两名恶人的罪行及给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后，他的良知逐渐被唤醒。何况，他虽然是个大杀四方的冷血杀手，但“盗亦有道”，心底里也存在纯真与善良。之前，警察陈灰对他穷追不舍，他也没下杀手，老家年迈的奶奶更成为他在这世上唯一的温情与牵挂。除掉“香港仔”时，他更顺手解救了被囚女孩。被灵修中心“洗脑”后，他更看清了邪教组织的罪恶，毅然揭穿并铲除了这个邪教窝点。在此过程中，他开始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错——他亲手除掉了两大恶人，自己心中的恶也得到根除。陈桂林选择了自首悔罪，最终伏法。片尾行刑前他闭目流泪，留下了“对不起大家，对不起社会”的悔过遗言。

　　随着剧情展开，陈桂林的形象也从冷血杀手变成了行侠仗义的英雄，也越来越获得观众的同情。但是作为背负诸多命案的通缉犯，法律是他逃不了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许很多人接受不了他伏法的结局——这或许让人叹息，但是这宣示了一个简单但重要的法律常识：法律是底线，虽然陈桂林已经洗心革面，重新焕发了人间大爱，但法不容情，已经获得道德救赎的他，依然需要接受法律的审判。在此意义上，道德不是法律的例外。

　　2015年上映的电影《烈日灼心》也呈现了这种道德与法律的复杂纠结。影片中的协警辛小丰、出租车司机杨自道和渔排工人陈比觉三兄弟在一次入室抢劫的过程中，参与了一起惨绝人寰的灭门惨案。之后，由于良心的谴责，他们三人收养了这家的一个弃婴，取名为“尾巴”，并尽心尽责地抚养她长大。他们真诚地走在这条自我救赎之路上，但过往的罪责以及深藏于心的恐惧，一直折磨着他们。警察伊谷春逐渐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但他又非常欣赏自己的下属协警辛小丰。伊谷春在片中说了一段极为经典的法律台词：“我很喜欢法律，我认为法律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人吗？在我眼里，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就是他有你想象不到的好，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恶，没有对错，这就是人。所以说法律特别可爱，它不管你能好到哪儿，就限制你不能恶到没边儿。它清楚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脏事儿，想想可以，但做出来不行。”

　　伊谷春这番话表露了对人性的同情，更表明了基本的法律立场。内心的善恶一旦付诸外在的行动，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或许，辛小丰他们对于赎罪的渴望也是纯粹而真诚的，但罪恶不能被忏悔和情义所抹去。道德上或许已经洗心革面，但是必须担负该担负的法律责任。

　　雨果的经典名著《悲惨世界》中，“农民工”冉阿让因偷面包而被判了刑，几经越狱没有成功，假释之后他化名马德兰，在一个城市办了工厂，成为富翁。他处处乐于助人，不断行善，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甚至被市民们选为市长，但有人一直在追捕他，他的身份最终被坚持不懈的警察沙威拆穿。有人冒名冉阿让偷盗被捕，冉阿让挺身而出，自己走向法庭，再次入狱。冉阿让的选择是为了大爱，但也充分表达了道德救赎不能替代法律责任的最终原则。

　　在现实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重庆忠县男子何小平13年前致人死亡，改名换姓逃至云南，辛苦打拼积累起上千万元的家产。为替自己赎罪，他先后投入400余万元行善积德……最终，何小平身份暴露被逮捕。他说他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临。道德救赎，不是法律挡箭牌。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然有教化意义，但救赎是极其艰难的，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承担法律责任本身就是走向救赎的必由之路。哪怕人性救赎成功了，也一定不能逃避法律责任。已经获得救赎者，是拥有了更高的人性品质和道德素质，更应该回过头来接受其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完成救赎的必要证明，也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周处除三害》中陈桂林真正的救赎，不是他勇敢除掉另外两大恶人，而是他选择了法律程序除掉了曾经的自己。他放下了以暴易暴的侠客思维，走向了法律上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