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潇春雨似天宇深处飘落的泪滴，淋湿了我们的衣服，也淋湿了我们的心。

　　在杨柳关烈士墓园，我们肃立默哀，向坟冢里的无名英烈深深鞠躬……

　　英烈们已长眠91年的杨柳关横亘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开江县和重庆市开州区的交界处。西魏时期，西流县（今重庆市开州区三汇口乡）县令为了防御开江、宣汉的盗匪，在此建关设卡，并在卡门两侧的石碑上刻下“兵备三千铁甲，地连二百雄关”的对联。一名文绉绉的县令敢写下如此霸气的对联，可见此地的险要。而吸引我们的，是沿途那些不同时代的兵站和城墙战壕的残垣断壁，它们隔着时空诉说着一段段金戈铁马的往事，后来者不用想象就能感触到烽火狼烟的凶险……

　　1.

　　1933年11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指挥红33军和红四军，与围攻川陕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王陵基部近10万人在杨柳关一线拼杀20余天。

　　战后，宣汉县杨柳村游击队员何绍礼和杨柳村村民将牺牲的1000多名红军将士呈三角形状掩埋在号棚梁、大坟塘和茶园坡。此后，杨柳村百姓每年清明都悄悄去坟场祭拜。新中国建立后，何绍礼一直默默守护着这三块坟场，还带着他的儿子何其祥、孙子何明松等人定期清除坟地的荆棘杂草，给坟头添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何绍礼年事已高，他担任杨柳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何其祥接过守护红军坟场的任务。九十年代，继任村支书的何明松也继任了红军坟场守护员。

　　何绍礼祖孙三代数十年义务守护英烈坟墓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2018年，达州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在宣汉县上峡镇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非常感动，同时也认为守护如此多的英烈坟墓不能仅靠个人。时逢2018年正式实施的英雄烈士保护法以特别法授权的方式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英烈保护公益诉讼的重要职能。红军陵墓遗址保护从线索移送、审查到立案、取证、制发检察建议，一系列工作在达州市人大、达州市检察院、宣汉县检察院、宣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序开展。

　　当何明松带着宣汉县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杨洋等检察官挥着柴刀在荆棘丛中砍出一条路进入墓区时，大家被坟场的情景惊住了：一个个土包遍布山坡，土包上有的放着一块石头，有的放着两块，也有三块的，而更多土包上没有石头。

　　何明松告诉检察官，那是乡亲们当年掩埋英烈时留下的记号：土包上放一块石头的是排长，放两块石头的是连长，放三块石头的是营长，没有石块的土包埋着普通战士。

　　听了何明松的介绍，检察官们不由黯然神伤。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杨柳关阻击战究竟牺牲了多少红军？”“知道他们的名字吗？”“他们牺牲时多大年龄？”“他们都是哪里的人？”

　　何明松苦笑，无奈地摇头——他也想搞清这些问题，但岁月流逝，参加过杨柳关阻击战救治伤员的村民们或已作古，或已老去难言……

　　2.

　　检察官明白，要复原那段历史，给英烈们一个说法得靠自己。宣汉县检察院向宣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拨款对烈士墓进行管理、修缮，还将杨柳关阻击战战壕遗址未得到有效保护的公益诉讼线索移送重庆市开州区检察院，并与该院组建联合调查组对杨柳关阻击战遗址进行多次调查。

　　调查很有收获：1933年在杨柳村当甲长的孟树局曾告诉他的儿子孟炳全：“红军和敌人开战那天，红军请我帮他们找人抬伤员和掩埋遗体。”

　　孟树局记得：“葬在茶园坡等三个墓区的1000多人是牺牲在一碗水、号棚梁、狮子包等阵地上的。而在去山下唐家院子和宣汉南坝红军医院路上牺牲的伤员都葬在了刺姑河边。”

　　孟炳全回忆：“父亲提及此事时泪流满面，连说造孽呀，牺牲的1000多名红军将士很多都是十七八岁的娃娃。”

　　杨洋和同事还查清，牺牲在杨柳关的英烈并非全都无名。孟树局等人证实，杨柳村刚参加红军的何老八、吴南城是在一碗水战死的，被家人抬回去安葬；罗打匠受伤后没能随部队撤走，被还乡团杀害。

　　在杨柳关附近采访时，我们偶然看到一个村民拍的抖音：一位佩戴军功章的老军人由儿孙搀扶着在墓园里失声痛哭，但面对的全是无名烈士的墓碑，找不到战友的老人只好一步三回头地失望而归。

　　宣汉县检察院干警杨云新记得外婆曾告诉他：“你两个舅公是1933年11月2日那天扔下农活跑到宣汉西门广场去找王维舟参军的，你要好好找一找！”

　　找来找去，杨云新只找到红33军成立第二天就兵发杨柳关投入激烈战斗的线索。杨柳关1000多名英烈的墓园修建后，杨云新再次前去寻找。“我在三处墓园来来回回逐一凝视每座坟茔，猜想哪两座属于我的舅公。”杨云新没能找到舅公的名字，只好用文学想象安慰自己：“无名烈士的花名册已被上苍复制在天地之间，永不消逝。”

　　作为办案检察官，杨洋不想接受这样的安慰：1000多个年轻的生命岂能以“无名”的方式与到杨柳关寻找他们的亲人和慕名而来的瞻仰者们相见？

　　杨洋想最后一搏，找到英烈们的花名册，尽管他知道实现这一目标很难。“即使寻找花名册失败也应告诉那些到杨柳关寻找亲人和祭奠瞻仰的人，这些英烈是怎么‘无名’的。”他说。

　　于是，杨洋带队再次走访知情者，查阅党史、军史和县志，发现川东游击军在宣汉改编为红33军时，原本只有三个支队的游击队一下变成三个师，人数由5000人猛增至2万多人。爆发式的扩军使部队管理人员极度缺乏，连师、团两级也只是明确了师、团长，政委都空缺着。这种情况下，各营、各连缺文书也很正常了。再加上，红33军虽有两万之众，但要在那些身穿长衫、头包帕子的人中找个识字的人却堪比登天。因此，那些无名烈士只能以集体的名义呈现，他们的音容笑貌只能留给我们在想象中缅怀。

　　3.

　　这是一段有据可查的历史。

　　徐向前曾应王维舟请求从红四军调了一些读过几天私塾的人去红33军当文书，但很多文书一到岗就在战场上牺牲了。一天，担架队的吴耀华到一碗水阵地抢救伤员，见到一个个子特别高的战士，就好奇地问他是哪里人。高个子说“俺是东北人”。另一个战士笑问吴耀华：“同志哥，他如果受伤，你抬得动吗？”

　　当时，一碗水正久攻不下，冲锋的战士们一批批倒在阵地前。吴耀华发现“东北人”和那个喊他“同志哥”的战士向指挥攻山的副团长说了些什么，然后就各抱一捆炸药包向山上匍匐前进。到达山顶，“同志哥”把导火索一拉准备把炸药包掷向敌人暗堡，却被一枪打倒，炸药把“同志哥”炸得粉身碎骨。大家正扼腕痛惜，只见“东北人”一声怒吼，抱着炸药包扑向暗堡。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战士们山呼海啸着冲上了一碗水。

　　安葬时，吴耀华发现牺牲的这两个人身上都有一份被炸毁的花名册和武器登记表。原来，他俩就是刚从红四军调到红33军的文书。

　　也许今天会有人叹息：没炸到敌人反把自己炸死，太没价值。杨洋却认为，抱着炸药包扑向敌人暗堡时，“同志哥”和“东北人”也许根本没想过什么价值。

　　家住重庆市开州区三河口的钱昌友是听着“同志哥”和“东北人”的故事长大的。很小，他就决心要当“东北人”“同志哥”那样的军人。后来，他真的当了兵。不久，珍宝岛发生战事，他毫无畏惧上了前线。连长问他为什么不怕，他便说起这个故事：“同志哥”和“东北人”不怕牺牲的精神一直在鼓舞着他。

　　烈士宝贵的精神是可以传承的。钱昌友把红军的故事讲给儿子听，他儿子也当兵为国家守卫边防。如今，钱昌友又把“同志哥”的故事讲给刚上小学的孙子听，讲给孙子的同学们听——总共800多人次的小学生在钱昌友那里受到了红军精神的洗礼。“把红军精神深深根植在社会的土壤里，今后国家需要时，就有无数‘同志哥’和‘东北人’挺身而出。”他说。

　　杨洋则认为，办理杨柳关英烈墓园公益诉讼案是自己人生的“代表作”。通过办案，一段尘封几十年的历史和千余名英烈的墓地以相对完美的方式呈现于世，每年近10万瞻仰者慕名而来。红色血脉的传承为宣汉树立了最闪亮的坐标，百万宣汉儿女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传承红军精神，将大巴山深处的国家级贫困县建成国家“百强县”。

　　宣汉已巨变，魂兮归来，巴山人民永不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