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自行车去办案，在现在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入职的山区检察院刚恢复重建不久，一辆押运车是唯一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为了减少用车派车的紧张、矛盾，单位规定只有路途较远又不通班车的地方才能申请派车，距离不远的地方就坐班车，县城周边一般骑自行车。也许是考虑到要经常外出办案，单位给我们股室配备了几辆二八加重自行车，尽管是半新的杂牌车子，却足以让其他的同事羡慕不已了。

　　第一次骑自行车下乡办案，是到距离县城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调查取证。

　　初夏时节，阳光灿烂。我和同事各自骑了一辆自行车，刚出县城就拐上了一条通往乡下的土路，开始进入了漫长的爬坡路段。头顶上，太阳在湛蓝的天空中发出耀眼的光芒；脚底下，蜿蜒曲折的乡村道路一眼望不到头。一路上除了少有的平缓路段可以骑行外，更多的是推着自行车往前走，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衣服上的汗水几乎没干过。

　　眼看着就快到山顶了，一辆下山的大货车一路鸣着喇叭狂奔而来，车轮卷起的尘土弥漫到半空中，一时间眼前什么都看不清了。我们只好扶着车子站在原地不动，等到尘土散去才又继续往前走。到达山顶稍作休息，我们再次检查了车刹，又骑着开始下山了。坡大弯急的路面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我们用力抓稳车把，双手控制好前后车刹，让车子凭着惯性慢慢地往下滑行，一路上提心吊胆地下到了山底……

　　在返回县城的路上出现了一点意外，下坡途中突然感觉车刹松了，情急之下双手使劲一捏，却车仰人翻滚倒在地，差点就掉到几米深的护坡下了，手掌和膝盖也被小石子擦伤了。爬起来一看，发现车子后轮一侧的刹车皮不知何时被拉飞了，不由得一阵后怕。

　　有一次临时有事需要外出，仅有的几辆自行车都被同事骑出去了，有人就出主意让我去借检察长的自行车。当时给检察长配的“专车”，是一辆永久牌二八加重自行车，也许是因为车子新有些舍不得骑，反正那辆自行车就一直停放在院子的屋檐下，好像很久都没挪过地方了。那时年轻，平时有点怕见领导，但此时也就硬着头皮去试一下。进门刚支支吾吾说着来意，检察长二话没说，就从办公桌抽屉中拿出车钥匙给了我，只是说了一句：“年轻人骑车莫太急了，安全第一，要当心噢！”说实话，那天骑着检察长崭新的“专车”去办案，心里特别高兴。一路上边骑车边独自哼着没头没脑的小曲，尽管车后的货架上还搭载着一个同事，但似乎感觉不到有多累。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被称为“三转一响”，这在当时是家庭财富和生活富裕的象征，也是许多家庭无比向往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连女性在谈婚论嫁时也往往要先看男方家庭有没有这“四大件”。那时的物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而在我生活的这座小县城里，当时的大街上还很少能看见小汽车和摩托车的影子，自行车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其中“永久”“飞鸽”“凤凰”是公认的三大名牌，尤其是“永久”牌自行车，更是自行车中的“老大”，价钱自然也是最贵的，绝对算得上是少有的奢侈品了。

　　虽然一辆好自行车的价钱还不到200元，但不是想买就能轻易买到手的，单位购买自行车，要向商业部门出具公函申请指标，老百姓要想买自行车则须凭票购买。那个年代，对于月收入只有几十元的家庭来说，买一辆自行车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大多数家庭都没有自行车，有事要用自行车便找熟人去借。

　　有一段时间自行车经常被借出去，股长就把三辆公用自行车的钥匙都收起来交给我，说任何人用车都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给钥匙。就在刚掌管自行车钥匙“大权”不久，一个同事周末借车去乡下探亲，我就随手给了一把车钥匙，谁知到了周一还没返回单位，办案要用车的人干着急，股长知道后很生气，当着众人的面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作之余，就有人在院子里给自行车做保养，而手头没事的同事也会来看热闹，大家三三两两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小院的气氛格外融洽。保养自行车需要有耐心，通常要先检查车头是否偏向、车胎是否缺气，然后用扳手调车刹、紧螺丝，再用抹布把车子仔细擦拭几遍，直到整辆车子一尘不染。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给链条和轴承等关键部位上机油。一通操作完成后，不仅车身干净整洁，而且骑起来更加轻巧省力。

　　那些年骑自行车下乡办案，经常往返于城乡、奔走在乡村，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也都练就了一手骑车的好技术，有的还会单手骑车、双手撒把。骑车功夫最厉害的人，不仅一个单程骑行近百公里，而且在返回时居然还把另一辆同事骑坏了的车子绑在后面，连人带车骑了回来！尽管后来一连几天他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但车技和毅力却让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吕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