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不长的小街，将城东的主街道与城西的河滨路连在了一起。每当从街头走过，时常会有一幅画面浮现在眼前，让人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当年在这里租房办公的那段日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山区检察院刚刚恢复重建不久，陆续调入的人员到位后，办公用房就显得有些紧张了。无奈之下，单位决定在外租房，把我们科室搬出去集中办公。

　　经过四处打听，看中了一个比较僻静的小院落，位于小县城中段的一条小街上，之前曾经是一家小旅馆，与院机关的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的样子。

　　小旅馆临街而建，只有前后两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小楼，与两边的民房仅一墙之隔，中间是一个狭窄的小天井，临街的一间房子便是进出的唯一通道。小院虽然不大，但结构紧凑，远离闹市，适合办公办案。经过再三磋商，最终把小旅馆的大部分房子都租了下来。

　　刚从机关搬出来，一切还在凌乱中，检察长便来新址查看了。刚走到大门前就停下了脚步，盯着小楼的外墙若有所思，随即抬手指着旅馆的名字说，我们对外得有一个牌子才行，要让老百姓知道是检察院在这里办公。随后不久，办公室就送来了一块散发着油漆味的方形标牌，上面的名称由机关全称和科室名称组成，其中的院名是中规中矩的宋体字，而“经济检察科”五个苍劲有力的行楷字，则由检察长亲自书写，可见领导对我们工作的重视和期望。

　　崭新的标牌悬挂在大门的正上方，在阳光的照耀下，白底黑字的牌子显得格外庄重和气派，引得过往行人纷纷驻足观望，更有人好奇地打听这里是个啥单位。

　　搬入新的办公地点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大为改善，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了单独的房间。尽管宿办合一，面积大小不一，但在当时，这条件是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大家都特别开心。

　　记得刚搬来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开玩笑说，我们就像是院里派出的“分院”，一来二去说的人多了，大家也就习惯了这个称呼，从此“分院”便成了我们科室的代名词。

　　自从搬到“分院”后，除了周三、周六要到院机关集中参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外，其余时间我们一般都在小院里上班，各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或审阅案卷，或读书看报。有时候没事了，我就从内勤那里借几本诉讼内卷，独自待在房间里慢慢翻阅，仔细琢磨不同案件的侦办技巧，以及制作讯问笔录和法律文书的要领。

　　在“分院”的那些日子，感觉最神秘的事情，莫过于讨论案件了。

　　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之初，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但几乎都没有专门系统地学过法律，自然也就没什么办案经验可谈。每当接到办案任务，大家都是边干边学，特别是在案件的处理上格外慎重，几乎每个案件都要集体讨论、集思广益。

　　“分院”的会议室有些简陋，几张三抽屉办公桌拼凑在一起就是会议桌，那时候好像也不讲究什么座次，开会都是围着桌子随便坐，桌子边上坐不下，就坐在两边靠墙的长条木椅上。开会时都是门窗紧闭，而几个“烟枪”则你一根我一根地轮流散烟，整得满屋子都弥漫着浓烈的烟草味。在烟雾缭绕中，大家一边听取案情汇报，一边发表个人观点，有时候一个案件要讨论大半天，在会场上争得面红耳赤的是常事。作为一个刚入职不久的新人，我特别喜欢参加案件研讨会，因为可以从案件讨论中更直接地学习到业务知识和办案技巧，而这些恰好是书本上没有的。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年轻人有的爱好体育锻炼，有的喜欢待在房间里听流行歌曲，几盘翻录的音乐磁带总是百听不厌。从区乡调回来的同事中，有的会吹笛子、拉二胡，兴趣来了就自娱自乐地一边吹拉一边哼唱。而更多的时候是凑在一起下象棋，或者玩扑克牌。大家一边打牌下棋，一边东拉西扯地说一些工作上的事，单调无聊的时间也就这样打发了。

　　不久，院里给我们配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当天下午，我们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忙乎起来，先是骑上自行车跑到城郊去找竹竿，一个村民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二话没说就从屋后的竹林里砍了一根长竹竿，我们几个人轮流用自行车运回“分院”。然后迫不及待地忙着绑竹竿、架天线、调信号，一切就绪后，就焦急地等待电视差转台发送电视信号。

　　那个年代，电视机是比较稀罕的高端商品，还很少进入寻常百姓家。所以每当下午下班之后，就是“分院”最热闹的时候。大家只要没啥要紧事，晚饭后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会议室看电视，从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开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仅有的两三个频道都没有了信号，这才打着哈欠意犹未尽地各自散去。

　　两三年后，单位新建的办公楼竣工了，大家都期待着“乔迁新居”。接到搬迁通知后，大家动手整理档案资料、办公家具和私人物品，然后借了两个架子车来搬运物品，前前后后耗费了好几天时间。当最后一辆装满物什的车启动的那一刻，大家却都有些依依不舍了，毕竟，大家在“分院”里一待就是几年，跟小院有了一种无形的牵连……（吕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