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

　　由出版家、作家樊希安创作的“不灭的军魂”三部曲（《乌蒙战歌》《兵山劲歌》《鹏城飞歌》），以真实体验、深挚情感、独到视角、开阔识见重述改革开放历史。作者曾经是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的一员，选取基建工程兵作为小说题材，以细密、坚实的写实主义笔法和生动诙谐的语言，将带有自传性质的个人精神成长史融入改革开放的大历史，实现了对改革开放史“三歌联唱”式的写作。

　　《乌蒙战歌》在三部曲的结构功能上相当于改革开放史的序曲。它讲述了出生在“豫北小农村”的“我”——一位基建工程部队年轻新兵在20世纪70年代初到贵州乌蒙山区参加煤矿建设时的心路历程。作品采用革命加恋爱的故事模式，但总体基调是悲壮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美感。在人物塑造上，除了“我”这位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之外，还有大队长冯国忠、勇敢无畏的赵德义、一口安顺普通话幽默的舒强、刚毅柔情的夏志武夏志文兄弟、女医生“蓝月亮”等。正是这些人物讲情讲义、英勇无畏，“我”才完成一位年轻新兵的成长礼。

　　《鹏程飞歌》讲述20世纪80年代这支基建工程部队作为先遣团从东北来到深圳，遭遇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全新战斗——疏浚深圳的“龙须沟”、部队转企业、建设深圳国贸大厦等，但终不负国家和人民的期待，为鹏城建设工程作出了卓绝贡献。“我”也经由种种奋斗经历，成为一位永葆基建工程兵军魂的奋斗者。何谓基建工程兵的军魂？那就是不畏艰苦、不怕脏累，顽强拼搏、勇于创业。

　　在诸多人物形象中，最意味深长的当属《兵山劲歌》中的叙事者“我”，也就是小说主人公曾宪云。他是以1975届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归队的，曾经有过被排挤、被挤兑的遭遇。但是由于他所处的是“八十年代”，很快就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崭露才干，逐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思想大潮中站稳脚跟。曾宪云还是曾宪云，曾宪云又不再是曾宪云，他已经成长为一位有着基建工程兵崇高军魂的军人，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型军人。

　　曾宪云何以在新环境中迅速成长？简言之，他依凭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乐观主义精神。面对困难时，他非但没有踌躇、迷茫，反而壮着胆子、迈着步子走在改革创新的大道上，和夏志武在部队试行“施工生产责任制”，甚至在部队热心地当起“红娘”，亲手促成一对又一对美好姻缘……可见，曾宪云是一个有着创新力和行动力的“新兵”形象。

　　当然，曾宪云的乐观主义精神并非仅仅表现在工作创新上，同时还表现在生活热情上，故而成为既有崇高美感又有日常鲜活感的“新兵”——也就是小说中宋洋所说的“血性”。这种将英雄化与凡俗化统一起来的军人形象，改变了读者对某些军旅题材作品中的平面化、刻板化的军人印象。有血有肉、铁汉柔情，不只是曾宪云，还是樊希安笔下基建工程兵们的“军魂”。他们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雷黑子、宋洋、徐扶真、许延安、夏志武、周树成、谷春雨、邢飞、方晴等。他们各有特点，敢爱敢恨，不是千人一面，而是一人多面。他们不仅在基建工程建设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在信手拈来的生活俚语等土味十足、生趣十足的语言中吐露出极大的生活热情。

　　《兵山战歌》中有位首长讲过这样一段话，或可作为“曾宪云们”的精神剪影：“一个部队有一个部队的价值，一个军人有一个军人的价值，咱们在座的人有什么价值？建矿产煤是咱们的职责，煤就是咱们的化身，咱们就是要像煤一样：挖出来是黑的，烧着是红的，发出的光是白的，照在人身上是温暖的。”这段话，将基建工程兵们的使命感和信念感表达得明明白白。“煤炭”从“黑”到“红”，因“白”而“暖”的特质，隐喻了基建工程兵生命深处的丰富的“不灭的军魂”。

　　《不灭的军魂》三部曲终于竣工了，实现了樊希安为49万基建工程兵将士立传的心愿。作为百万字的小说，写作难度之大是无法想象的。三部曲如何在叙事结构上既自然又讲究，在叙事过程中既真实又诗意，在题材的选取上既丰盈又轻逸？这些问题，既是三部曲所面临的叙事美学的难题，也是其所引发的时代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