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汉代经学传承的研究，是儒学与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相关史料，孟子对“六经”传承的贡献应是巨大的。《孟子》中大量引用《诗》《书》即是明证；孟子晚年主要是与弟子们“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荀列传》），反映出他是以传经为终生之志的。晚于孟子二十余年的庄子在《庄子·天下》中提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这正说明，孟子的巨大影响导致了孔孟故里的经学传承风气之盛；孟子所在的邹国，也从鲁国之附庸一跃而成为文化上“邹鲁”并称的儒学高地。此后历代读经崇儒的风气被称为“邹鲁之风”，足见孟子传经贡献之大、影响之深。

　　然而孟子与汉代经学关系的研究却素来是一个薄弱环节。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肯定“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后又指出，“孟子既没，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此后，历代学者论及汉代经学传承多惟荀是举，而少言孟子之功。如清代学者汪中《荀子通论》认为“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皮锡瑞《经学历史》、钱穆《国学概论》也持论相似。蒙文通在《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中曾提出“孟氏言礼、言《春秋》为今文祖”的观点，然而在汉代经学传承问题上，重荀轻孟的观念却始终占据上风。近些年，虽有学者关注到孟子对汉代《诗》学的影响，但总体看，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孟子与汉代经学关系的论著尚属少见。因此，还原历史真实，深入探讨孟子对汉代经学传承的影响和贡献，乃是儒学和经学研究中一个带有“公案”性质的重大学术问题，有待学术界的更大突破。

　　十几年前，李华读博士期间，知难而进，立志于孟子与汉代经学关系研究，其博士论文《孟子与汉代〈诗经〉学研究——以四家诗为主要对象》洋洋洒洒四十余万字，获当年学校优秀博士论文奖。留校任教后不久，李华即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著名汉学家齐思敏教授访学，这一主题也是他们当时重点交流探讨的问题之一。此后，她又围绕孟子与秦汉时期的思想建构、文化学术、政治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拓展研究，创获不小。最近《孟子与汉代四家诗》的出版，既是其博士论文的深化与整理，也是她十几年来科研工作的一次总结。以我个人之见，该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孟子与汉代《诗经》学的研究。

　　其一，这是一本多角度、全方位、系统性探讨孟子与汉代《诗经》学的力作。该书详细梳理了孟子与汉代《诗》学发展之间的脉络渊源，通过思想倾向、师承渊源、地缘关系、典籍流传、学者构成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分析，在经学化进程、《诗》学主旨、诗义阐释等诸多方面深入探讨了孟子与汉代《诗》学的深层关联。此外，对孟子解《诗》重政教、重性情的双重阐释特点进行了深入论说，指出性情之学和政治之学共同构成孟子《诗》学的两翼；并对汉代《诗》学阐释中的政教特征及性情倾向与孟子的渊源做了专题性考究。

　　其二，该书对汉儒之学源于荀子的定见提出质疑，并对孟子与汉代《诗》的经学化进程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孟子高度关注《诗》的字句释义，率先以直接诉诸文本的阐释方式使《诗》得以摆脱乐、舞的辅助与限制而拥有了独立的政教意义，这对汉儒的《诗》学阐释影响深远。第二，“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确立了说《诗》者的主体性地位，《诗》不再仅仅是创作者意旨的表达，也成为阐释者表达意图的重要途径和工具，这为汉人阐释《诗》的政教价值提供了可能性。第三，本书从四家诗最重视的“四始”说入手，提出鲁诗乃至其他三家的“四始”设置正是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的切实反映。“四始”对孟子的承袭，反映出孟子《诗》学在汉代《诗》的经学化进程中的基础作用。

　　其三，该书细致搜集、梳理、吸纳了与孟子、汉代诗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及最新研究成果，并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从而丰富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见解，许多论述颇具创新性。例如，结合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探讨思孟五行与齐诗“四始”“五际”的渊源关系。再如，通过将孟子以性情解《诗》与《孔子诗论》及郭店简《性自命出》涉及性、情、德、命之说的部分相比较，指出孟子《诗》学中的心性论和情性观为汉代《诗》学阐释所继承，并突出表现为《诗》“发乎情”的观点。这为两汉时期《诗》学阐释中性情因素的溯源提供了较充分的文献依据，使得儒家《诗》学传承脉络的诠释得以连贯，也使孟子在儒家《诗》学传承中的坐标位置更为清晰。

　　另外，在经过深入分析和综合探讨的基础上，作者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认为荀子对汉《诗》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文本层面；而孟子却从《诗》的政教意义和情性的阐释两方面深深影响到汉代《诗》学价值体系的建构，作者称之为汉代《诗》学承传中的“荀皮孟骨”现象。作者还提出《诗》不仅是记录王道政教的载体与教科书，也是孟子仁政学说与性善思想形成的根基与源泉。限于资料的匮乏，这些新见中的部分立说虽稍显单薄，但其新的视角和着意创新的探讨还是弥足珍贵的。（王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