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三国演义》的男主角之一，曹魏集团的代表人物，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此公实力强大，老于谋算，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实乃一代奸雄。曹操的职业生涯中，有许多极其精彩的故事，其中最出彩的一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受诏保驾，将汉都从洛阳迁至许都，将汉帝软禁在许都城内，打着汉帝的旗号，调遣各路诸侯。

　　“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所以可能，在法律上可以从代理制度上进行解释。所谓代理制度，依照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曹操自命为汉帝的代理人，以汉帝的名义发号施令，犹如汉帝亲自所为，当然可以产生“以令诸侯”的效果。

　　问题是，曹操是否具有代理的权限？代理权的产生，有法定和意定之分。前者代理权直接源于法律之规定，如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后者则是基于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的合致，即通过委托合同而产生。委托合同既然是合同之一种，当然须遵循合同的一般规则。合同的成立遵循要约承诺之程序，即本人有委托相对方为代理人的要约，相对方有接受委托之承诺，要约与承诺相互一致，从而建立委托合同关系，代理人由此取得代理权。从小说交代的情节看，汉帝似乎全无与曹操建立委托合同的意思表示。

　　东汉末年，皇室暗弱，朝政先是由董卓把持，王允以貂蝉为饵，离间董卓、吕布父子关系，计杀董卓。这本来是清君侧的好事，只不过王允不知进退，计杀董卓后，不肯赦免董卓余部，导致李傕、郭汜造反，朝纲又落入贼人之手，汉帝也遭受百般羞辱，甚至出现帝令李傕取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赐左右，李傕竟以腐肉朽粮与之，皆臭不可食的荒唐事。汉帝无计可施，乃宣山东曹操扶持社稷，剿除贼臣。曹操奉诏进洛阳保驾。汉帝剿灭李傕、郭汜的目的是实现了，但前面赶走了豺狼，后面又招来了恶虎。曹操铲除李、郭之后，马上着手将汉都从洛阳迁至许都，“迎銮驾到许都，盖造宫室殿宇，立宗庙社稷、省台司院衙门，修城郭府库”，曹操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从上面的过程来看，汉帝宣召曹操，只是为了解决李傕、郭汜之困。汉帝绝无委托曹操为代理人的任何意思表示，故曹操自立为汉帝的代理人，实质上却是无权代理。

　　既然曹操是无权代理，那么任其作出何种行为，汉帝皆可一概不认，对汉帝也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过，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却有一种例外，即表见代理。所谓的表见代理，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乃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是为了保护善意不知情的相对人，即由于本人有过错，使无权代理人的行为具有了使相对人产生信赖的权利外观，那么本人应对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曹操对外允诺各诸侯的官爵侯位，只要相对方是善意的，那么就发生效力。

　　不过，如果相对方对曹操乃无权代理是明知的（即法律上的恶意），那么他们便不受信赖利益的保护。小说中，董承、刘备等皆不受该信赖利益的保护。汉帝对曹操专国弄权、擅作威福深恶痛绝，乃自作一密诏，咬破指尖，以血写之，令皇后缝于玉带紫锦衬内，并将锦袍赐予董承。密诏云：“朕闻人伦之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为重。近日操贼弄权，欺压君父；结连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罚，不由朕主。朕夙夜忧思，恐天下将危。卿乃国之大臣，朕之至戚，当念高帝创业之艰难，纠合忠义两全之烈士，殄灭奸党，复安社稷，祖宗幸甚！破指洒血，书诏付卿，再四慎之，勿负朕意。”董承将该衣带诏付与马腾、刘备等观之，皆义愤填膺，表达了欲除曹操以报皇恩的决心。

　　从上面的情节来看，有确凿的证据证实刘备等人已经明知汉帝对曹操恨之入骨，并无委托曹操为代理人的意思表示，故刘备等人已无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倘若曹操再以汉帝的名义向他们作出何种承诺，该承诺则并不能在法律上约束汉帝。

　　进而言之，通过衣带诏的情节设计，可以使刘备对抗曹操的行为正当化。盖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居，无时无刻不以“匡扶汉室”作为正当化其兴兵征伐的合理性依据。因为，如果作为以匡扶祖宗基业为旗号的刘皇叔，与打着汉帝名义征讨诸侯的曹操兵戈相见，将会使刘备处于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而通过衣带诏，曹操与汉帝就被完全区隔出来了，汉帝是汉帝，曹操是曹操，曹操并不能代表汉帝。所以，刘备可以一面联合孙权之军，以一场火烧赤壁的连环计，将以汉帝之名出师的曹操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另一面又可以正气凛然地宣称：“备乃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室宗亲，此番征战，乃为辅佐汉帝，匡扶社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