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7日，根据遵义会议决定，政治局常委分工，由“洛甫同志（张闻天）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主持党中央工作。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逐步将总书记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实际主持中央领导工作近四年。在此期间，他与毛泽东彼此尊重，密切合作，创建并形成了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

　　为了顾全大局，在遵义会议后、张国焘搞分裂时和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三次主动提出让出总书记职位。张闻天后来在《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这充分展现了他以党的事业为重，淡泊名利、不恋权位的高尚品德，以及高度的民主意识和集体领导意识。对此，毛泽东曾多次称赞说：洛甫这人很民主，不争权。张闻天虽身居领袖地位，但从不以领袖自居，始终自觉将自己置身于领导集体之中，坚决执行集体的决定，模范遵守制度规则和纪律，凸显和维护领导集体的权威。

　　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解决领导集体的重大意见分歧。1935年3月，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于10日凌晨致电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当日，张闻天在鸭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讨论此事，会上争论激烈。最后，只有毛泽东坚持认为不能打。会议便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做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并撤销了毛刚担任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散会后，毛泽东放心不下，连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周仍是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详陈敌我现状，阐述攻打打鼓新场的危险，要他晚一点下发攻击令。周接受了毛的意见。翌日一早，张闻天于芶坝再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此事。毛和周用事实说服了大家。于是，中革军委即又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在短短两天之内，中央领导集体按照多数决策原则，做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当时党内的民主氛围。

　　1936年10月后，由于日寇侵占华北，诱发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促使党内各种矛盾的产生和加剧。如，西安事变爆发时，在13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与会者意见明显不尽一致；1937年5-6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的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激烈争论；特别是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批评此前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张闻天与毛泽东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坚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按照多数决策原则，正确妥善地作出处理，战胜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使全党空前团结统一，迅速发展壮大。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并不断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张闻天改变了会议和领导方式。比方说，长征中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西安事变，由负责统战工作的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召开白区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作报告。会上，他同大家一样讨论发言，必要时做简短的总结发言。对外发电报，力避单独署名，尽量同其他领导人联名。时时处处突出维护领导集体的权威，避免和反对凸显个人作用。党的历史资料显示，这期间，中央集体决策之多和联名电报之多，在中共党史上空前绝后。

　　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风波后，张闻天更加体会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高明，认识到军事指挥需要高度集权。于是主持召开芶坝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军事指挥机构的建议交付讨论，会议决定成立周恩来为团长，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新“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1935年11月，主持召开下寺湾政治局会议，提请会议讨论通过，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的新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军委）；1937年8月，主持召开洛川政治局会议，改组成立了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的中央军委，毛至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军最高统帅。

　　对于发挥个人才能与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张闻天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时强调：“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可由他们全权决定。”这样，就从领导制度上克服了民主讨论和多数决策原则不适宜战场指挥的问题，既为杰出人才提供了发挥其才能的空间和舞台，又完善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形成了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韩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