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明确，有上述中止执行情况，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删除失信信息。那么同样作为间接执行措施的限制消费令是否应当解除？

　　有观点认为，中止执行仅仅是程序中止，应维持执行案件原状态，不应采取任何措施改变执行过程中的执行行为或者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以下称《限制消费规定》）明确，只有在被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或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解除，而当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则应当解除，并未囊括再审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的情形。裁定再审的结果，既可能改变原判，也可能维持原判，还有可能调解结案。因此在再审结果确定之前，维持原有执行状态最为恰当。

　　司法实践中，执行人员也往往以无直接法律依据为由拒绝解除限制消费令。笔者认为，案件进入审判监督程序，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则可以在解除被执行人限制消费措施，人民法院对此应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第一，法院有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自由裁量权，则应有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自由裁量权。限制消费并非依申请必然启动。对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法院应当审查并“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必要时也可以依职权决定。《限制消费规定》明确，法院在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应考虑被执行人是否有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以及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即限制消费的逻辑前提是被执行人存在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恶意。当案件进入再审审理程序，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已经动摇，再认定被执行人存在恶意缺乏依据。

　　第二，删除失信信息却不解除限制消费措施，有违比例原则。信用惩戒和限制消费同属间接执行措施，前者对被执行人融资信贷、市场准入等生产生活方方面面作出限制，且广泛向社会公布，而后者仅仅是被限制高消费等非工作、生活必需的消费行为，甚至有当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令，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规定。对比两者对被执行人的影响，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远比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更为严厉。既然再审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法院应当在三日内删除失信被执行人信息，那么举重以明轻，限制消费措施也应当予以解除。

　　第三，解除限制消费令等间接执行措施，仅仅是对被执行人的特定活动作出限制，不影响执行标的状态和执行活动进程，对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不构成实质影响。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权益应当同等保护，不应忽视被执行人基本权益。特别是当案件裁定再审后，权利、义务和责任尚不确定，两者更是属于民事上的平等关系，继续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应属于程序滥用。如再审裁定维持原判，则可以再次实施限制消费措施，并不影响申请执行人利益。何况规定可以、应当解除限制消费的情形，仅仅是列举式的，并不排斥执行人员的自由裁量。

　　因此，笔者认为解除限制消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被执行人提供担保、申请执行人同意等情形。当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则可以解除被执行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王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