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曹某、张某先后在李某、陈某的影响下，利用在镇区通信公司加盟店工作的便利，将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客户手机号码和验证码等个人信息，用于注册淘宝、京东等应用软件或通过群发出售获利，其中，犯罪嫌疑人曹某、张某违法所得分别为人民币33142.46元和26557.8元。

　　【评析】基层通讯营业点员工使用经信息所有人同意后的信息，是否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范畴？其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与职务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

　　笔者认为需要注意审查信息所有人主观明知程度，除了审查是否同意提供信息外，还要着重审查是否明知信息用于何种用途。如本案中，行为人辩称是经过客户同意才拿到手机号、验证码等信息去注册App，且客户会有礼物拿。并提供了写有“客户姓名、手机号、注册哪种App、领取什么礼品等”的登记本。对此，案件承办人引导公安机关查找登记本上证人进行谈话核实，确认40余名证人中，仅有2人知道其手机号被拿去注册App，但不清楚曹某等人可以因此获利。其余证人均不知道手机号被用来注册App，也未在登记本上签字。同时，该案中曹某等人服务的客户群体，大部分是乡镇地区农民、老人等，对于个人信息没有足够的保护意识，听说有礼品拿就让服务人员帮忙操作，甚至未曾听说过相应的App，并不完全清楚地理解“用个人信息注册App”的意义所在。故本案中，即使是经过同意提供的个人信息，但因个人信息所有人主观上并不明知其个人信息将用于何种用途，该个人信息还是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范畴，曹某等人的行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笔者认为需要审查行为人获取个人信息行为，是否独立于其职务行为而开展，以确定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本案中，行为人辩解部分手机号码不是办理通信业务本身，而是在手机店内帮助有些不懂手机的人清理垃圾、开机等，且不收取费用。有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系店内的延伸服务，与其是通信加盟商的身份、提供通信业务服务的职责无关，并不属于刑法重点打击的“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但是，实质上被帮助人均是因为行为人经营通信业务，懂手机业务才找其帮忙。其所称提供刷机、垃圾清理等服务本身不是一项独立的服务内容，而是依附于店内的办卡、缴费、套餐变更等通讯服务。因而，行为人能够获取信息与其特殊的通信网点经营者身份无法排除关系，获取行为也是基于基本业务开展而有机会实施，两者之间具有关联性，应作统一评价。故曹某等人的行为属于“提供服务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