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喜春
一代人的舞台正徐徐拉上大幕。
他们是山西省检察院恢复重建以来的第一代——钟楼街一代，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山西检察事业的奠基一代。现在，他们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1985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的第8年。我背着行李，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潮，来到钟楼街45号——位于太原最热闹最繁华地段的省检察院。
40年后再回首，才明白，人生双向奔赴的际遇终究抵不过阴差阳错的缘分。我和省检察院，大抵就是如此。我到检察院工作纯属意外：毕业志愿，省法院；初步分配，省司法厅；派遣公布，省检察院。离校前，我专门去找刑事诉讼法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检察院是干什么的？大学期间学习的知识，只告诉我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履行批捕、起诉职能，仅此而已，老师的解释也是似是而非。
我带着几分青涩、几分懵懂，踏入了省检察院的大门。人生一相逢，便是26年的相濡以沫。2011年的离别，至今想来仍满是不舍。此后十余载，我辗转于公安、法院岗位，承担过别样的职责使命，但心底的检察情结，从未因岁月流转而淡去——那抹“检察蓝”、那份坚守，早已刻进骨血，融入血脉，而钟楼街岁月也成为生命里最温软的记忆。
省检察院和省法院在一个大院。法院在正楼，检察院在西楼，各居一座4层小楼。这个位置不知算不算传承，但至少很有历史感：明清时期的最高“司法机关+监察机关”——山西提刑按察司署衙就位于此。有一部戏叫《苏三起解》，唱词“苏三离了洪洞县”说的就是苏三被押解离开洪洞县前往太原，到这里受审。山西省人民检察署于1950年5月成立，先是在太原市首义街（今五一路）上官巷与省公安厅合署办公，1951年迁至太原市府西街，1955年迁址到按司街2号即后来的钟楼街45号。1978年12月，恢复重建的山西省检察院在此挂牌。
太原有一条很有名的小街叫“察院后”，说起“察院后”，太原人大多会联想到“察院后包子”。实际上，“察院后”这个名字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察院后街”因位于按察司大院的后面而得名，知道的人并不多。
1984年，检察机关刚刚配备了统一的制服。那时候，穿制服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我穿着崭新的制服，到开明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大盖帽和硬肩章，头顶一个大大的国徽，夏季一身儿米黄色，秋冬再换上一身儿豆绿色。走在街上，有时候被认为是市场监管的，有时候又被认为是部队的，常常闹出笑话。“堂堂”检察院的人居然被认错，不免沮丧，但是也有意外的好处。1986年，全国开展了扶贫开发工作，省检察院的扶贫点在临县湍水头镇、后南沟村、上南沟村。一条长途公路，从三个村子前逶迤穿过，一边是临县县城，一边是离石县县城，两边都有几十公里，村子和村子之间也都距离不近。我们要出行，或者互相联络，既无交通工具亦无通信工具，只能靠步行串村，或者搭车。搭顺风车，站在公路边上拦车，司机一般是不会停车的。但是只要穿上检察制服在路边挥手，车辆基本上都会停下来，捎你一段。所以，我们都会在扶贫点专门放上一身制服。
检察院刚刚恢复重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有限。那时候流传一个笑话：一个孕妇到检察院要进去，门卫问她干什么，孕妇理直气壮地说：“产前检查！”直到进入新世纪，有一次我开着带有检察标志的警车外出办事，到路边小店买一瓶水，大妈神色紧张：“我可没有卖假冒产品呀！”那时在检察院工作的人，常常会遇到一个恼人的问题，就是需要不断纠正别人写的“查”字。不论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还是社会公众，经常会把检察院写成“检查院”。你若纠正，有人会问你，这个“察”和那个“查”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用这个“察”？这个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常常纠结于“法律监督”还是“司法监督”。
作为刚毕业的法科大学生，我只想搞点业务工作。当时省检察院有6个业务部门：刑事检察处、法纪检察处、监所检察处、经济检察处、信访处，还有一个技术处。临别校园，老师建议我去经济检察处，说那里能锻炼人。但人事处的师兄眼疾手快，把我的办公桌搬到了他的旁边。从此，我留在人事处从事干部教育工作。
那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年代。我们三个人——比我高两届的师兄和比我高一届的师兄加上我，负责全省的检察干部培训工作，主要是组织开展“中专教育”。编印教材资料、登台讲课、组织考试，最后将“毕业证书”发给学员。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拿着一本从学校带回来的教材就上了讲台，台下坐着院领导和全院干警，认真听讲。现在回想，那时候自己刚走出校门，对法律一知半解，尚且还停留在死记硬背阶段，恐怕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但由此我获得了“老师”的尊称，后来还获评讲师职称。几十年职业生涯，称谓如走马灯式变换，但一声“老师”，犹在耳畔。
1987年8月，山西省检察院搬到新址——太原市平阳路47号。那是一个有着5层办公楼、两层信访小楼、技术用房、职工宿舍、食堂、澡堂、大会议厅的多功能办公区，附带甲型、乙型、丙型三栋家属楼。
省检察院搬走以后，留下来的办公楼就挂上了“山西省检察干部培训班”的牌子。当时全国干部培训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法院自上而下办起了“法律业大（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省检察院也亟需成立一个培训单位。在申请机构编制时，我们拟了两个意见，一是叫“山西省检察干部培训中心”，二是叫“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干部培训部”，但都被否决了。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只能叫一个“班”——低调质朴的名字，极具那个时代的检察风格。这个“班”即为山西省检察官培训学院的前身。
挂牌那一天，风和日丽，鞭炮齐鸣。领导剪彩以后，我站在小桌上，把“山西省检察干部培训班”的牌子端端正正地挂在了墙上。从此便是17年的托付和不负——我有幸成为学院第一任院长，并在任院长期间完成选址征地工作，为学院找到了安身与腾飞之地。
山西省检察干部培训班一成立，便因陋就简将原来的办公室改造成宿舍和教室，在此举办了“全省检察机关自学考试辅导员培训班”。当时法律专业自学考试的报名、培训一直由司法厅统筹把控，经多方争取后，司法厅同意检察机关自办培训班、统一组织报名。自学考试成为当时检察干警提升学历和专业素养的主要途径。干警们学习热情高涨，常常挑灯夜读，累了就在办公桌上趴着睡一会儿，醒来继续学习。
省检察院机关搬走了，省法院办公用房不足凸显，自学考试辅导员培训班结束后，旧楼很快被移交给省法院。省检察院从钟楼街搬迁到平阳路，山西省检察干部培训班是最后的撤离者。至此，山西省检察院彻底告别钟楼街。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转眼间又是38年。检察事业蓬勃发展，山西省检察院从钟楼街到平阳路又到长风街，已是今非昔比。在山西检察事业发展的大路上，钟楼街的足迹踏实而强劲——
一代人的骄傲，有河津县“挂牌办案”工作法被全国推广，有壶关县“两把扫帚”精神的实践，有平阳路院区建设的艰难和努力……
一代人的记忆，有全院170多人的团结奋进；有“劳模虎子”腰间钥匙的叮当回响，他是机关公认的最辛劳的人，随身带着几十把钥匙，毫无怨言地承担了机关大部分杂务；有食堂张师傅手工馒头的暄腾幽香，她的手艺此后几十年无人企及……
而关于青春的记忆，还有宽银幕影院的通宵电影，桥头街炒灌肠的蒜醋幽香，食品街的锅贴儿，雪山冷饮厅的酸奶，以及用从酸奶瓶上摘下来的皮筋绑着的一沓沓饭票……
一代人的记忆正悄然淡去，变成一抹夕阳。但在浩瀚时空中，那注定也是一束永远抹不去的光芒。
致敬，钟楼街的检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