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节义是人生天地间的根本所在。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铁骨铮铮的炎黄子孙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书写了众多充满浩然正气的精彩篇章，经过世代培育、弘扬、传承的民族气节和忠诚信念，已经成为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

　　“忠”的本义是忠诚、坚守，强调在生死攸关之际要有静气和定力，忠于信仰。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继吴起之后，屈原在楚国主张变法，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此遭到楚国旧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屈原虽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兴亡、人民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奋发图强，中兴楚国。他明知自己面临险境，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公元前278年秦国军队攻下郢都。屈原悲愤交加，于公元前278年投汨罗江自尽，是年62岁。

　　讲到忠，就离不开民族气节。气节是操守、是守信、是知止。汉武帝时，中郎将苏武奉命出使匈奴，不想其副手张胜卷入匈奴内乱之中。苏武本不知情，受到牵连。匈奴单于采用种种方法威逼利诱，劝其投降，都遭到苏武拒绝。单于无可奈何，便把他流放到人迹罕至的北海（今贝加尔湖）边放羊。苏武长年以草籽和草根为食，所持汉节从不离身，即使汉节上的毛全都脱落，也未动摇他对汉朝的忠心。昭帝即位后，得知苏武牧羊的情况，才迫使单于放回苏武。苏武回归之日，长安百姓全都出来迎接。他们瞧见须发皓白的苏武手里依旧拿着旌节，无不深受感动。苏武北海牧羊、留胡节不辱的爱国精神受到后人敬仰。

　　“义”的本义是宜，指适宜、恰当。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成语中所谓见义勇为、慷慨就义、义不容辞、义无反顾等，都表达了社会大众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和褒奖。东汉顺帝年间，朝廷派遣八名专使，巡行各州郡，宣讲圣德，弹劾奸佞。八名专使大多是博学名士，职位显要，只有张纲年纪最轻、官次最低。张纲离京出巡到洛阳近郊的都亭，愤然宣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命人将车轮卸掉，埋在地下，决心与贪官抗争到底、决不妥协。回京之后，张纲不顾个人安危，冒死参劾大将军梁冀及其兄弟梁不疑十五条罪状，京城为之震动。这就是著名的“都亭埋轮”，人们常常用此故事赞誉那些一身正气、刚正不阿的清廉官员。

　　南宋文天祥举兵抗元，不幸被俘。被囚期间，元将张弘范让他写信招降别人，文天祥于是将自己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他。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深受感动，不再强逼。后文天祥被押解到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何话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有何可说？”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

　　做到忠孝节义，要求世人对待别人尽己之心，特别是居职任事者应尽心竭力为百姓谋福利。北宋时期，范仲淹从整顿吏治入手，改革政治、经济和军事，并具体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措施，仁宗“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史称“庆历新政”。由于改革触动权贵既得利益，守旧派群起而攻，甚至诬陷范仲淹结党营私、危害朝政，致使范仲淹被迫离京外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改。他在《岳阳楼记》中的警世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经成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爱民的真实写照。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中而众星共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党员干部道德修养，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提升党员干部道德水平，增强干部抵御腐败、拒腐防变的能力。屈原投江明志、文天祥誓死指南、范仲淹忧国忧民，这些前辈古人以自己的忠义千古之事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激励着后人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之心对待自己的言行，以“夙夜在公、寝食不安”的公仆之心履行自己的职责，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