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与伦比的敦煌艺术，是中国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敦煌有历史记载两千多年，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敦煌莫高窟是公元四到十四世纪，历经十个朝代连续一千年的建造留下来的文化宝库。莫高窟身处戈壁荒漠之中，生活条件艰苦卓绝，却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有志者扎根于此、默默守护。奉献是他们一生的信条。今天，就让我们重温两位莫高窟守护者常书鸿、段文杰的故事。

　　　　越是艰难越向前 

　　1942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画家常书鸿被选为副主任。在此之前，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碎片分包偷运出国的事件引起了广大文化界人士的忧心。历经多次劫难的敦煌石窟，可不能再经受如此遭遇啊。痴心莫高窟的常书鸿，为了实现去敦煌的梦想，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筹措经费，他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1943年3月，常书鸿率队踏上了敦煌的土地。此时莫高窟满目疮痍，藏经洞里近万件宝物被伯希和、斯坦因等掠走，洞窟内的壁画和雕像亦遭人为剥离，淘金人在窟前放羊、在窟里做饭烧水。见此情景，常书鸿立志有生之年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而奉献自己所有的力量。

　　常书鸿笑称来到敦煌的第一顿晚餐是“粗枝大叶饭”，筷子是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可谓“粗枝”；主食是切得指头宽的厚面片，可谓“大叶”，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咸韭菜。生活上已是如此困顿，而修复保护莫高窟的工作更需要从零开始。常书鸿等人与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用渠水将积沙清走，建成千米长的沙土墙，用来阻挡风沙。从事修复临摹工作时，没有纸，他们就用窗户皮纸裱褙；没有笔，他们将秃笔修理后再用；没有颜料，他们用红泥、黄泥等材料自制。临摹窟顶画时，头昏脑涨、恶心呕吐是常事，甚至有坠落的危险。

　　1945年4月，常书鸿在为敦煌呕心沥血之际遭遇不幸，结发妻子离开了他。遭此打击，谁能不感到失落呢？在这段日子中，常书鸿以北魏壁画《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激励自己，常书鸿想萨埵太子可以将身体舍弃给饥饿的老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后来，常书鸿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莫高窟）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

　　然而，打击接踵而来——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写信给社会贤达，呼吁他们支持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事业，信的末了，他总不忘加上一句：“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常书鸿的努力下，在傅斯年等社会贤达的帮助下，敦煌艺术研究所总算是留住了。

　　苦尽终会甘来。1947年，常书鸿与被称为“敦煌痴人”的李承仙结婚，从此相伴终生。他们在对莫高窟进行修复的同时，致力于宣传敦煌文化，在兰州、南京、北京等地，他们都曾举办过展览，引发国人对敦煌文化的关注与重视。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敦煌研究院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古代艺术研究机构。

　　人的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常书鸿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即使在弥留之际依然心心念念着敦煌。人们钦佩于他的奉献，称其为“敦煌的守护神”。日本人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唯无我方成大我 

　　1994年8月，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在敦煌莫高窟举行，这样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敦煌研究院已经在1983年、1987年、1990年举办了三次。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之所以要花费许多精力组织这些会议，是为了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窘态。

　　段文杰，1917年出生于四川绵阳，21岁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段文杰与敦煌结缘于1944年的一次展览。当时，段文杰站在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前，被画中人物的形象、线条、色彩、神态、服饰之美深深吸引，沉醉其间不能自拔。那一刻，他决心将自己的艺术生命交给敦煌。

　　1946年，段文杰和一批年轻的“朝圣者”来到敦煌。那时敦煌的生活条件仍十分艰苦，交通也极为不便，公共汽车一周来一趟，没有公共汽车的日子里，莫高窟仿佛是座与世隔绝的孤岛。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痛苦，使许多人选择了放弃，但段文杰却坚持了下来。

　　这得益于段文杰良好的心态，即使在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他也能表现出“既来之，则安之”的豁然气度。在敦煌这片土地上，来来去去不知有多少人，但像段文杰这样死心塌地、耐得住寂寞、长年累月以莫高窟为家、四十年后才回故乡探亲的人却少之又少。在个人际遇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问他，你是回四川老家，还是呆在敦煌。段文杰干脆地回答：“我就呆在敦煌，哪里也不去。”“唯无我方成大我”，只有全情的投入，才能换来累累硕果。

　　段文杰当时的工作有两项：一是对莫高窟重新编号，二是组织力量进行壁画临摹。无论是哪一项工作，段文杰都发挥了骨干、尖子的作用。莫高窟洞窟幽暗狭窄，夏如蒸笼，冬如冰洞。为了保护壁画，即使是再冷的天也不能在洞内生火取暖，就连烛火的灯芯也要严格控制。段文杰和他的同事们，只能一手秉烛一手作画，作画过程中，临摹者要从各个不同角度、方向反复观察、研究，经常头昏眼花，特别是在进出洞内外时，由于光线反差大，对眼睛刺激厉害，对视力的损害是很严重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段文杰临摹了不同时期敦煌的精美壁画340余幅。

　　段文杰认为临摹画作，一要客观踏实地再现原貌，二则重在传神，三是绘画技巧不低于原作水平。在临摹《都督夫人礼佛图》的过程中，段文杰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查阅了许多资料，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历经四个月才完成了等高的巨幅画像，充分反映了画作的原貌。此画后来在世界巡回展出，让人们近距离领略到了敦煌艺术的魅力，获得广泛好评。可是又有谁知道，在临摹画作的过程中，段文杰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当时的敦煌研究院与外界的交流较少，许多研究成果都无法走向世界，无法在敦煌学的国际竞赛中展示中国学者的风采。段文杰任职后，一门心思想把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以宽广的胸怀在学术上不遗余力支持研究院的同志。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令国际学术界刮目相看。面对这样的成就，段文杰却谦虚地表示：“敦煌学回归故里，这是中国敦煌学者共同努力的成绩，敦煌学是国际的学问，欢迎各国学者进行研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是段文杰，他用毕生的心血，为莫高窟的昌盛，为敦煌艺术的光大执着追求。

　　在两代莫高窟守护者的身上，我们领略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的强烈感染力。大漠虽远，因为一座艺术的宝藏、一颗文化的明珠，令无数人心向往之。值得高兴的是，常书鸿、段文杰所致力的事业传承了下来，对于敦煌艺术的魅力、传统优秀文化的魅力，我们今天无疑有了更深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大漠宝藏的守护者。（易雨 顾萍 崔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