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喜鸽

　　2018年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种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则于一体的全新刑事司法制度，推动刑事诉讼过程从控辩双方对抗型向合作型的转变。该制度实施以来，在及时惩治犯罪、钝化社会矛盾、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它的普及深化，一些司法实践产生的误解日渐消散。

　　不彻底认罪认罚有回应。实务中出现了部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判决生效后，又发现遗漏事实、漏罪，侦查机关启动新一轮刑事诉讼程序的现象。随着这种情况的增多，引发司法工作人员的质疑。从制度设计初衷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实有罪、真诚悔罪前提下的一种激励，是一次法治教育，让犯罪嫌疑人真心悔改，从而“浪子回头”，早日回归社会，而社会生活却并非如此，如何实现规范对社会的指引、评价，成为一个问题。但随着实践的深入，这一问题得到迅速解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从辩证的角度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认罪不彻底、刻意隐瞒罪行，也将付出沉重代价。刑法规定，判决后发现漏罪，要按照先并后减的量刑规则，旧、新罪合并处罚，减去已执行刑期，最终刑罚显然要比第一次发案时全部认罪认罚重，这种“贪一时之利”的不诚实行为，实质上“聪明反被聪明误”，付出沉重代价，实在得不偿失。当然，社会中存在异地甚至跨省犯罪因信息不通畅，导致漏罪线索未被查实，罪犯得以侥幸逃脱的情况，但这与刑事立法并非一个层面问题。

　　无理由上诉有应对。趋利避害、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实践中，部分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获得较轻的量刑建议，然后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上诉，意图获取更大的从宽幅度。此时，从宽处理的基础已经消失，检察机关是否提出抗诉，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上诉权是被告人的法定权利，是一种救济权，应予以尊重。对判决后上诉的情况，检察机关应当坚持理性司法，区分对待。总之，是否提出抗诉，应当把案件事实与裁判结果作为基本依据，而不仅是把被告人是否上诉作为依据，从而避免司法情绪化、任性化。

　　确定刑量刑建议有步骤。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案件中，多数被告人关注的是刑期长短，而并非案件定性。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这就要求检察机关提出相关确定的量刑建议，在限制法官裁量权的同时，也能与辩护人、犯罪嫌疑人充分协商。作为发挥主导作用的审查起诉环节，检察机关要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把量刑程序与定性环节相分离，进行单独审查、评价。为此，最高检对此专门要求，提出量刑以确定刑量刑建议为主，幅度刑量刑建议为辅，全面提升检察机关精准量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