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王某是某教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陈某是另一培训机构的离职销售员。为了拓宽生源扭亏为盈，2021年12月，王某询问陈某是否能够提供A市六年级学生的信息，陈某便去询问谢某。谢某报价8000条信息6700元，陈某转告王某，王某表示只能接受6000元报价。陈某将王某的报价反馈给谢某，谢某同意。王某给陈某6000元，陈某转给谢某6000元。谢某发给陈某8000条信息（姓名、电话），陈某随即转发给王某，发完删除，自己没有留存。随后王某用该8000条信息进行拨打电话招生、售卖网课，获利3.5万元。

　　【评析】

　　关于陈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陈某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陈某行为不构成犯罪。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王某行为系帮他人代购个人信息，居间于买家与卖家之间，根据代购行为作用与买家或者卖家构成共同犯罪。办案系典型买家主导型代购，买家提出购买方案、要求，确定购买数量和价格，是否交易、与谁交易、如何交易都由买家掌握，买家控制交易进程，居间代购人执行买家意志，传递信息、数据，与买家构成共同犯罪。本案中，陈某受王某所托进行询价，没有代为认诺的权利，也没有代为商谈价格的权利，仅代为执行王某的要求，没有牟取差价，所获得的利益均归属于王某。陈某的行为虽在客观上造成了信息不法流转，但对于生源信息扩散的风险没有足以扭转或者终结的因果力。换言之，即便没有陈某这中间一环，王某仍会找他人获取生源信息，信息扩散的风险依然存在。

　　不应将陈某行为单独评价为“提供”或“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结合法律文义，笔者认为“提供”或“非法获取”行为不能仅从行为表征判断。如“提供”不等于“传递”数据，而应从“占有、持有”的角度来理解，如行为人把自己搜集、加工、删减、整理的数据给别人，可以认定为“提供”。而“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也应当着眼于“非法”“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且在恶性程度上与“窃取”相当。本案中，陈某按照王某意志流转信息的行为，应准确评价为“传输”。

　　信息实际用途决定代购者罪责刑，对信息流转中间环节通过共犯原理来予以打击，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理念。“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等行为都是数据流转的中间环节，前端有出售、提供，后端有购买、收受，根据前后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共犯原理评价中间环节，更能实现罪责一致性。近年来，民法、行政法逐渐完善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体系，适当限制刑法解释范围扩张，对非罪行为用民法、行政法进行规制，能够更好实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目标。（万黎、万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