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扣连 戚春艳

　　【案情】被告人熊某（已判决）通过微信认识被告人王某（已判决），熊某明知金雕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仍以5000元的价格向王某购买了一只金雕。后因饲养金雕的场所拆迁，熊某无法继续饲养，便联系犯罪嫌疑人石某帮忙寻找寄养地点。石某同意后，自行驾车将金雕运送至淮安颜某处，由颜某联系具有金雕饲养经验的韩某代养。韩某同意后，石某、颜某二人驾车将金雕运送至韩某住处寄养。

　　【评析】一种意见认为，石某、颜某明知金雕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擅自使用轿车运送是非法的，应当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的非法运输，应理解为运输目的非法，而石某、颜某运输金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金雕的饲养环境，不具有目的非法性，不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刑法具有谦抑性，对刑法条文中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中的“非法运输”，应当作限缩解释，不能将违反国家规定进行的运输行为一律理解为“非法运输”，从而上升为犯罪进行评价。

　　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在刑法条文中是或者关系，因此二者应具有同等的社会危害性。对于“非法运输”的理解，不应仅仅着眼于法律与事实的表层对应性，而是要深层次理解立法初衷，将非法限定于目的非法，不宜扩大化。对于没有非法收购、出售、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目的的运输行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规定予以评价即可。

　　法具有社会指引作用，法律的颁布、实施应当符合大众的认知，法律的执行应当达到公平、正义的效果。本案中，石某和颜某的行为形式上看似符合犯罪构成，但是从行为的目的来看，是出于救助的目的而非法运输，且客观上也未造成损害后果，没有社会危害性。如果适用刑法对二人予以制裁，就是对刑法评价、引导功能的错误实施，会引起负面的社会效果。